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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第一間現代書店「笛瓦」如何誕生?

  咖啡吧(節錄)   即使是在我們開設笛瓦以前,也有人不認同我們的嘗試。我們還在研究階段時,妮哈爾的先生阿里(也是共同創辦人之一)建議我們訪談一些作家,了解他們都在哪裡買書。阿里畢業於開羅的德國學校「德國新教高中」(Deutsche Evangelische Oberschule),他是狂熱的讀者,十分好親近,笑起來很有感染力。他善於與人建立並維繫友誼,且不論年齡、地域和意識形態,這種能力讓我十分讚嘆。某天下午,我們跟他一起拜會一位埃及很有名望的記者,這位記者一邊聽我跟赫茵講述想法,一邊上下打量我們。最後,記者提出他的定見:我們是資產階級主婦,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自從中產階級消亡後,埃及人就不再閱讀。 「可是,一定要經濟條件允許,事物才能存在嗎?」我問那位記者。「政府維護花園、博物館、圖書館這類公共空間,讓國家的文化更健全。但為什麼換成個人在做類似事情時,你就認為會失敗?」 「妳們都是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女子,換作是我的孩子我也會這樣說,我是在讓妳們省下失望的麻煩。妳們不知道經商會遇到什麼挑戰,何況是靠閱讀維生的生意,妳們會被供應商和客戶生吞活剝。」 我心想,你不用管我失不失望,可是埃及呢?一個不重視文化建設,只發展水庫和公路的國家,未來又會如何呢?答案顯而易見。我們的博物館變成追念館,死寂空間供奉著少數強人的勝利;我們的教科書則是附和著這些謊言和失敗。這位記者認為,文化是精英才會關切的事,書本跟在貧窮線邊緣掙扎的人扯不上關係。他說的沒有不對,但我們必須對這間店和書本抱持信念,如果連埃及人自己都對我們的源頭感到陌生,又怎麼能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笛瓦就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出現了,直接佇立於過去與現在的交叉點。也因為這樣,妮哈爾規劃了咖啡吧,概念來自法國西部基伯龍(Quiberon)舒適怡人的茶館,她為了遠離開羅的喧囂,曾到那裡度過幾個夏天。她以不偏不倚的角度來營造美學,以大理石桌面搭配木頭和金屬混製的座椅,這種椅子是折衷的結果,她一開始想要更舒適的座位,但赫茵認為會影響客人的翻桌率。菜單的一面有各種卡布奇諾和土耳其咖啡,茶類有洋甘菊、洛神、肉桂和薄荷;另一面則是起司通心麵、厚皮披薩、紅蘿蔔蛋糕切片、布朗尼和巧克力碎片餅乾。刀叉以印有笛瓦標誌的餐巾包裹,隨時備齊待用。我們的外場領班叫做哈桑,他是蘇丹難民,有口吃,時常因客人聽不懂他的發音而發脾氣。妮哈爾很欣賞他的微笑,以及他對於衛生的嚴格標準,在她耐心引導之下,顧客對哈桑愈來愈熟悉,哈桑也表達得愈來愈流暢。 妮哈爾總能優雅地調解局面,她是家中三姊妹裡最小的,卻是我們之中最具母性的。我一直很想看妮哈爾解決不了事情的樣子,但那一刻到現在都還沒來。她是我認識唯一在齋戒月禁食整整一個月都不會抱怨的人,這二十年來我們不曾真的吵起架來,每一次爭執也都原諒對方。 妮哈爾的性情獨樹一格,展現出兼容並蓄的特質和舉止,讓她很適合穿梭在簡樸的咖啡吧裡。無論我們怎麼稱呼這個地方,這裡都跟大多數空間一樣,有著自己的思想。還記得我去申請笛瓦的營業執照時,我跟市政辦公處的那位官員說我們要販售書本、電影、音樂和文具,還會有一個咖啡吧。他面無表情地盯著我,語帶厭煩地說:「不行。」繼續埋首於面前的表格。 「為什麼不行?」我問他,用天真的語調裝飾我的反抗,希望他會跟我正面交鋒。 「一個地方只能核發一種用途,你不能當銀行又當學校,選一個。」 「我不能白天當老師,晚上當肚皮舞孃嗎?」我問。 他露出一抹不真誠的笑容,「有兩種心思的人,就是騙子。」他引用一句俗語來終止討論。 「那我們是書店。」我如此宣告。他嘆了口氣,填好表格的最後一行,蓋上墨水快乾掉的藍色戳章,將表格還給我,視線始終不離桌面的下一份表格。我克制住最後的回擊:我們是一間書店,大家不僅會來消費,還會來消磨時間。   埃及精粹(節錄)   我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笛瓦會賣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書,我們也知道這些分類並不嚴謹,所以很早就決定要闢一區「埃及精粹」,裡面的書會涵蓋四種語言,橫跨不同類型。我們就像科幻小說作者,打造了一個我們想像出來的世界。在書架上,我們用小說、傳記、歷史、經濟和攝影集編織出現代神話,有些選書成了這區的固定班底,有些書則是在這裡短暫待了一會,然後進入藏書架。這一區的名稱讓我聯想到裝在弧形玻璃瓶裡的精油,市集上時常看得到;這些精油的源頭深埋在未知又遙遠的過去,無形成分經過蒸餾,萃取成滴、凝聚成味。埃及精粹向讀者提供了類似管道,他們可能是來自各方的觀光客、渴望成為在地人的外人;他們也可能是埃及人,過去只能從小小的鑰匙孔窺看自己的國家。 *** 我跟赫茵、妮哈爾在為埃及精粹選書時,都知道要有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的作品才完整。他是埃及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的作者。阿邁德是我最喜歡的店員,很有銷售天分,總是穿戴整潔、面帶微笑,學東西也很快。馬哈福茲的小說到店時,他迅速將書本依字母順序排好,我走到他背後看他做事,他沒有轉身,就問起為什麼這一區沒有尤瑟夫.伊德里斯(Youssef Idris)的書,彷彿在對書架說話。 「阿邁德,他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家,也是角逐諾貝爾獎的四位阿拉伯作家之一,但他沒有得獎。」 「為什麼呢?」 「當今最厲害的阿拉伯文學譯者強生戴維斯(Denys Johnson-Davies)說,他翻譯成法文和英文的作品太少了。也有人說他拿手的是短篇故事,但諾貝爾獎那群瑞典人比較喜歡長篇小說。」 「真不公平。」 「我阿姨做的粗麥蛋糕(basboussa)是世界級的,但奇帕斯甜點店(Tseppas)開了一堆連鎖店,盡賣些沒靈魂的粗麥蛋糕。這不是公不公平的問題,而是觸及度。」阿邁德點頭贊同,表示知道我們的對話結束了。(事實上,我阿姨做的粗麥蛋糕難吃死了。這是我跟齊亞德學來的說法,他是我們五位事業夥伴之一,有好幾次都用這種方式讓我閉嘴。齊亞德很優秀,這有許多原因,我從沒聽他罵過髒話就是其一。我跟赫茵打賭,他彬彬有禮的形象總有一天會破功,釋放出洪水猛獸般的惡言謾罵。幸好,這個打賭沒有時限。) 翻譯有其必要,閱讀翻譯文學可以滋養並確保一個人的想像力。對希望打進主流的非英語作者來說,翻譯或許更是關鍵,例如伊德里斯和馬哈福茲。強生戴維斯就將阿莉發.里法(Alifa Rifaat)的短篇故事從毀滅的灰燼中拯救了出來,我見過太多因翻譯品質不佳而墮入語言煉獄的書了。 阿邁德的提問讓我可以進一步闡明埃及精粹的選書原則。這區必須是流動的,我把它想像成我們家習慣的延伸。我家很歡迎外人,每週五午餐都會齊聚一堂,我們也會輪流邀請朋友當座上賓。我提醒自己,這一區的書和笛瓦都無法涵蓋所有跟埃及有關的書,但我們是立體派藝術家,負責提供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觀點和視角。這些書讓讀者有機會創造自己專屬的文學體驗,也就是在閱讀發生的當下,作者與讀者在那歷史性一刻的相遇。不會有兩位讀者用同樣方式讀同一本書。 *** 到笛瓦消費的觀光客都會買一本《尼羅河謀殺案》,也常常興高采烈地分享他們遊尼羅河的計畫。他們會坐在瀑布飯店(Cataract Hotel)的露臺上,擺出白羅和雷斯上校的姿勢,還會走過克莉絲蒂曾經住過並以她命名的套房。他們重現故事情境的舉動讓我笑了。小時候,我跟赫茵陪母親到尼羅河南部的亞斯文(Aswan)遊玩時,也做過同樣的事。母親希望帶我們認識古老的過去,分享切身經驗,在我們共有的傳承中注入一股自豪。後來,我也帶著兩個女兒踏上同樣旅程,當時澤茵十歲,萊拉八歲。我們坐在瀑布飯店露臺上的蔭涼處,跟著克莉絲蒂、她的偵探,和無數觀光客一起欣賞灑在尼羅河上的陽光。我跟她們說,古埃及人很崇拜光、熱與本質三位一體的太陽。女兒們喝著檸檬汁,一邊點頭。我拿起印著薩卡拉階梯金字塔的薩卡拉金牌啤酒,再倒一杯。 最後,我提議一起看電影版的《尼羅河謀殺案》,我第一次看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用的是家裡的新錄放影機。我記得飾演白羅的彼得.尤斯汀諾夫在錄影帶的硬紙套上望向遠方,背後有氣勢宏偉的人面獅身像。照片背景是好萊塢簡化過的埃及精粹:金字塔、尼羅河上的小帆船,還有槳輪蒸汽船門農號(SS Memnon,一九〇四年由湯瑪斯庫克集團打造)。演員的臉龐從宣傳照的邊緣冒出,貝蒂.戴維斯、米亞.法羅、安潔拉.蘭斯貝瑞、大衛.尼文、瑪姬.史密斯、山姆.瓦納梅克。他們來到埃及,住在瀑布飯店,到吉薩金字塔和盧克索神殿拍攝。我女兒從沒聽過這些好萊塢明星,我內心深處湧現一股童年時期懷疑自己文化價值的感受,而這次我要保護的對象是以前跟爸媽一起看的明星。我拿出手機查詢這部電影,想找出能吸引她們的特色。 「電影裡的探戈是韋恩.史利普(Wayne Sleep)編的。」我興奮地跟她們說。 「探戈是什麼?」澤茵一點都不感興趣地問。 「韋恩.史利普是誰?」萊拉也邊玩邊插話。 「他們為了避免在中午拍攝,早上四點就開始化妝,因為中午的太陽會讓氣溫高達攝氏四十五度。」她們一陣沉默。「雖然這是一九七〇年代拍的,但他們還是想辦法營造一九三〇的年代感。」 「媽,我沒有不敬,但有更現代的版本嗎?像《古墓奇兵》之類的?」 「去他的《古墓奇兵》。」我崩潰投降。也許網路讓移動變得更加容易,歸屬感和價值這種問題就顯得過時了。她們生長的年代不用面對詆毀文化和階級政治;她們的世界只在當下存在,不受過去種種所拖累;她們的人生有一種整齊的樣貌,經過編排,數位化的,還自帶濾鏡。   ▍ 本文節錄自 娜蒂亞.瓦瑟夫《沙漠。詩集。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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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適合哪種斷食法?8種斷食法與小訣竅一次公開

  找出適合自己的斷食法!   斷食能夠抗病、提升自癒力,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是種普及的常識。斷食更是人類自古以來就在身體力行的療法。我們可以從英語「早餐」(Breakfast)的語源中看出,就是「終止」(Break)「斷食」(Fast)的意思。 日本在江戶時代(一六○三至一八六七年),一天吃兩餐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之所以會在明治時代後轉變為進食三餐的習慣,也許是因為沃特營養學的卡路里至上主義傳入的緣故。這當中我認為隱含著資本製藥主義的陰謀——為了大量產生過度飲食、暴飲暴食的病人。 「現代的醫學之神是『死神』。」、「如果有九成的醫療從地面上消失,人類就會健康、幸福又長壽。」這是被稱為美國良心名醫的羅伯特.曼德森所說的話(出自《一個醫學異端分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etic〕,暫譯)。   ● 輕鬆體驗半日、一日、三日斷食   我曾經體驗過為期一週的「半斷食課程」,由推廣「糙米餐」聞名的蒼玄團隊所指導(編按:在日本為知名的「蒼玄流半斷食」)。課程中也包含進行鍺溫浴排毒(編按:浸泡在含有微量元素鍺的熱水中,有促進新陳代謝等功效),在溫水浴湯中,竟然只浸泡手腳就會開始出汗。 療程中,一天只吃一個糙米握壽司(雖然空腹對我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要禁酒一週就比較辛苦了……)。一週後,體重從七十公斤減到六十八公斤,身體也變得輕盈而有活力。 斷食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以下會依序介紹。 ‧ 半日斷食(輕量斷食):不吃早餐即可,這是最簡單的方法,而且效果也很不錯。甲田醫師本人也相當推薦,是可以持續一輩子的少食健康法。 ‧ 一日一餐:這是我的生活方式,實行後身體會感到非常舒暢。近年來實行一日一餐的人數變多了,據說日本知名導演北野武先生也是一天只吃一餐。如果跟朋友出去旅行時,我就會配合一天吃三餐,但身體就會覺得比較沉重。 常常有人問我:「如果要實行一天一餐的斷食法,那要什麼時候吃呢?」我的回答是:「肚子餓的時候。」不過,建議大家保留空腹二至三小時的「期待時光」,因為「空腹感才是最佳的『營養來源』」。 如果不是特別餓,吃飯時間最好在傍晚時分。而晚上睡覺前兩個小時最好不要進食,因為肚子堆積了食物,多少會妨礙到睡眠。 ‧ 三日斷食:本書主要推薦的方法,在家裡也可以進行(將一日斷食法拉長為三日,可參考下頁漫畫)。 ‧ 七日斷食:可以在家進行,但是如果意志力薄弱,在恢復進食時可能發生吃太多的「意外」。最理想的狀況,是在專家的指導下進行,比較安全。 ‧ 二十日斷食:這樣的日數,曾是一般斷食療法的正常日數,但是現代人體力較弱,目前大多會安排成近兩週的時間(建議在專家指導下進行)。 ‧ 水斷食(本斷食):最古老的斷食法,斷食期間僅補充水與鹽分,建議要有專業指導者,專業指導下一次實行七天也沒什麼問題。 ‧ 蔬菜汁斷食:僅攝取蔬菜或果汁進行斷食,對身體來說相當輕鬆。 ‧ 酵素斷食:只補充身體所需的酵素進行斷食。有許多醫師認為,這種方式比水斷食要有效(詳情參照第三章)。 不管用什麼斷食方法,最重要的部分是自我心理調適。若是懷抱不安或恐懼感是無法進行的,只會得到負面的效果。 最重要的關鍵是,要心懷期待地想著:「這樣能讓身體更健康」、「我會變瘦」等正面的意念,再開始實行斷食。另外,如果在斷食期間感到有所遲疑,請及時停止療程才是明智的做法。   ● 復食最危險,找一個專業指導者   斷食最重要的時刻,其實不是在斷食期間,而是在「復食」的時候。我陳述過這是治療百病的妙方,但是應有的認知是:其中也伴隨著危險,而「意外」經常是發生在復食期間。 我在二十九歲時,曾在家裡自行實踐為期三天的完全「水斷食」。因為聽別人說過:斷食最痛苦的時間是在第三天。當時,正在學習瑜伽的指導者剛好推薦了我這個方法,所以我決定體驗看看。 到了第三天,肚子真的非常餓,整個晚上都因為肚子太餓而睡不著。半夜我實在餓到受不了、起床喝水時,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腸胃真的「很開心」,應該是錯把水當成食物了吧!不久之後,胃發現那只是水,好像很傷心地不停咕嚕咕嚕叫,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所謂的「肚子裡的蟲在叫」(編按:比喻腹鳴)。 但是,以第三天為分界點,這股空腹感竟不可思議地平靜下來了。開始出現頭腦異常清晰,記憶力提升等好現象,身體變得輕盈。 接著,開始排出宿便,身體變得越來越輕巧。不過,也有人會出現嘔吐或腹瀉等「好轉反應」(編按:體質改善過程中暫時產生的惡化現象),這是身體在復原期會出現的特殊症狀。度過這個時期,身心就會逐漸變得爽快。 但是終止斷食後,最重要的時期才要開始。復食的時間,必須是斷食時間的兩倍。消化系統會因斷食而處於休息狀態,如果這個時候開始大吃特吃,是極為危險的,甚至有可能喪命。為了避免意外發生,時間較長的斷食一定要在有指導者的管理下進行才行。 我在復食時,一開始會先用湯匙慢慢啜飲糙米清粥,然後再吃一些梅乾。一開始就算再想吃東西,還是必須將食物克制在很少量。   專科醫師舉證的斷食神奇功效   斷食到底能治好什麼樣的病呢?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實例吧。透過專業人士的建議,應該能讓讀者更有信心。 推崇斷食療法的專科醫師菅野喜敬醫師(編按:日本自然療法權威、Saint Clinic 院長)曾如此斷言:「酵素斷食是可以在自家進行的斷食。而且日本酵素權威博士、鶴見診所的鶴見隆史院長,在斷食道場實行後也獲得相當成效,可說是一種安全的斷食方法。」 菅野醫師曾經以斷食療法成功改善了五百到六百名因各種疾病所苦的病患。「世界上沒有比斷食更有效的方法了!」他如此說道。 「斷食本身就是好事,沒有收到效果的人反而少見。與其進行水斷食,像酵素斷食那樣攝取一○○至二○○卡路里的有益食物,病反而容易好。居家斷食建議天數約在三天即可。為期一週的斷食若執行方法不當,反而會轉為醫師的責任。實施斷食後,會提升免疫力、排毒能力;斷食超過一週,則會增加淋巴球。長期斷食是有效的,或是可以一再重複進行斷食。」 菅野醫師周邊瀰漫著仙人般的氛圍,悠悠地說完上述的話語。接著,他開始述說著曾在日本東大醫院目擊令人毛骨悚然的治療。 「乾癬只要斷食就能改善症狀,然而在東大皮膚科,患者卻必須接受難以置信的治療。一般的治療方法是使用抗過敏劑、抗組織胺和類固醇藥物。但是,一到東大的皮膚科,卻發現他們竟然是使用正式的免疫抑制劑!那是在類似腎臟移植患者身上使用的,實在是讓我大吃一驚啊……! 因為免疫抑制的效果,所以短時間內症狀的確較為改善了,但是持續使用的話,人體會變得依賴、成癮性比類固醇還強得多。 畢竟是器官移植時使用的免疫抑制劑,使用較久的患者持續服用兩年後,就離不開那種藥了。於是,可能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出現不得了的副作用。最後,要停藥也不是,不停藥也不是。感覺自己的世界好像變成地獄一般,只能一邊掙扎,一邊邁向死亡。」   ▍ 本文節錄自 船瀨俊介《空腹奇蹟:現代營養學不願透露的真相,奇效斷食健康法,啟動身體最強自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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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普及的時代,「文化」已經成為無所不在的武器

  凡是藝術家都知道,柏拉圖曾經主張,應該將藝術家逐出社會。柏拉圖相信,我們都活在完美形式世界的黯淡陰影當中,他又認為,藝術是危險的仿製品,與理想形式的世界隔了三層之遠。他擔心藝術會挑起平民百姓的激情,蒙蔽理想國所需的客觀理性。 柏拉圖的觀點,與當今社會的運作邏輯肯定是背道而馳。美國就是一個淹沒在氾濫的文化產品中的消費社會。我將電影、線上程式設計、電競遊戲、廣告、體育活動、零售門市、音樂、美術館,以及社群網絡經營,全都當作是藝術的一部分,因為這些事物全都在影響我們的情緒、行動,以及我們如何理解身為公民的自己。再者,即使政治人物永遠不會自稱為藝術家,但當談到治理(governance)的權謀時,每個都懂得作秀(showmanship)與公關的價值。在撰寫這本書時,儘管我想置之不理,柏拉圖的警告卻縈繞不去。因為挑動激情,以及訴諸我們每個人私密面的藝術技巧,都已經與權力密不可分了。 我在《文化操控》這本書裡,並不是要揭發某套文化陰謀,指出有些幕後黑手,運用文化對我們洗腦。我想要解釋的是,掌握權力的那些人以哪些方式使用了文化,來維持與擴充他們的權力,以及我們在此過程中也全都扮演了角色。經過整個二十世紀直到今天,這個世界已經見證到,前衛派長年以來的要求,也就是讓藝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經實現。藝術與生活,事實上已融為一體。 這些論點乍聽之下,都稀鬆平常得令人吃驚。我們都明白,媒介是影響了世界如何運作的決定性要件。我們也了解,廣告已經防不勝防地滲進了消費者生活的許多面向。我們甚至也明白,帶風向(spin)已經成為政治形勢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最後,我們也理解,為迎合我們的感受方式而雕琢訊息(message-craft)、並且操縱世界,已是深植於每種權力機制的做法。所以,如果上述這些都已經不是新鮮事了,那為何還要寫這本書呢? 簡單來說,依賴於塑造我們思考方式的各種產業,已經來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文化作為一種部署在每個層次的全球策略,已經變成了一種深刻而無所不在的武器。傳播與公關部門已經成為了每家企業必不可少的單位。全球的廣告支出在二○一五年達到了六千億美元。地球上七分之一的人在用臉書。到了二○一一年,年齡兩歲至七歲的兒童已有九十一%玩過電子遊戲。在美國,青少年每天盯著螢幕的時間將近九個小時。在急速擴張的文化領域裡,這些都還只是可計量的部分而已。該問的哲學問題更是多不勝數:這一百年來,音樂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是如何改變的呢?一個人看得了幾部有腳本的電視節目呢?有多少更有創意的方式能用來形塑城市呢? 而我們也尚未體會到,使用權力的種種技術,已經發生了多麼劇烈的變化。尤其我們還在用原本的方式解讀世界,彷彿半個世界仍穩穩立於理性根基之上。我們身上的全球DNA,讓我們自認是理性的主體(rational subjects)。但是,一旦我們發現自己其實是這麼地情緒化和感性,這種啟蒙時代的思維或許就會退場了。 像這樣放下對於自身理性(rationality)的啟蒙式信仰,無疑要借助許多偉大思想家的立論基礎,其中既包括了阿多諾與葛蘭西等人,也有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迪克.赫比奇(Dick Hebdige)、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以及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較當代、也較不結構主義的取徑。但我在本書援引其中的某些理論時,主要仍是為了弄清楚,這些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組織機構──如蘋果直營店、臉書、房地產巨頭等族繁不及備載──其影響力究竟有多麼強烈,對於文化的操弄又有多麼精熟。 我想呈現的,是文化在各種用途的概略解讀。我們會先簡單的定義文化。在此過程中會開始看見,從伊拉克戰爭中的弭平叛亂(counterinsurgency)戰術,到宜家家居的發跡、搖滾樂團為了援助非洲而演唱、麥金塔電腦的設計、再到反毒戰爭……無處不是文化的蹤跡。此處的文化,看來像是由許多殊異的現象拼湊而成──刻意如此。權力是明白可見的掌握在民選官員中,時常被無能所掩藏。在我們的世界裡,許多形式的權力都有種種巧妙的途徑,可以觸及我們這種亟需關懷、心懷恐懼、又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 我對這本書最重要的期許之一,就是呼應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很久以前說過的一段話:民主這種會出錯的方案,在修辭上必須說主體具有理性,但這樣的主體坦白說並不存在。事實上,要把這些技術全部掩蓋起來時,理性主體的幻覺極為有用。對聯想的力量與情緒的各種用途有所理解,會比透過資本主義的觀點,更能解釋美國的選舉。就像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也曾試圖從柴契爾的崛起,來理解英國庶民為何會背棄工黨;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也曾拼命想了解,勞動階級為主的堪薩斯州為什麼會投給共和黨;而馬克思也曾經問過,法國人民為何會在一八五二年支持路易.波拿巴這個暴君。而我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透過文化研究來回答,人民為何無法理性行動。 透過靈活且大規模的廣告企劃,就能鼓勵某個消費者購買可口可樂,要證明這件事雖然不難,但說不清楚的地方在於,各種廣告手法的加總效果,究竟是如何影響了該名消費者的意見與行動。同樣說不清楚的還有,當政治人物運用文化操弄時,無論是用於對外還是國內的戰爭,又會造成哪些附帶結果。如此運用情感的累積效應,導致非常紊亂棘手的社會情勢。這就像是文化版本的溫室效應,改變了我們對周遭世界的感受。 我們若是從權力對文化的使用來解讀權力,就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事。舉例來說,權力在操縱媒介與公眾感知的同時,也帶出了社會運動的種種策略與弱點。許多媒體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與社會運動都借鑒了廣告技巧,使訴求更引人注目,這些做法固然由來已久,但了解到文化運用本質上就是把雙面刃,仍會有所助益。從幾項簡明的事實就更能看出:如驅策恐懼的速度比驅策希望更快,訴諸情緒依靠的不是真相,或是理性不見得會驅動熱忱等,都是如此使用文化行動導致的危殆處境。   ▍ 本文節錄自 納托.湯普森《文化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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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是一間超市,那聰明的人只會留在一樓

  想像一下,死後的靈魂到了一間超大的超市裡,你轉身看見旁邊的靈魂正將上面標有「足球技巧」的盒子放進購物車裡。你問:「對不起,我現在在那裡?」靈魂回答:「在生命超市。你可以在這找到下輩子想擁有的東西。不過一旦結帳完畢,就不能改變了,然後你將重生,而且也完全不記得曾經來過這裡。」你還想問更多問題,但是它已經消失在教育產品部門。 你隨手拉了一輛購物車,開始探索這間超市,你發現產品越奢侈,體積似乎就越大,不過購物車的空間有限,所以必須謹慎挑選。首先你拿了「長壽」,另外還拿了個「平均身高以上」,然後又拿了「兩房公寓」。你在「人生伴侶」的貨架前駐足許久,因為在「伴侶3000」和「伴侶3200」之間猶豫不決。 其實在購物車還沒滿前,你就意識到只能滿足「健康」、「簡單居家」、「一位伴侶」以及「基本學術技能」等需求。無論你如何放置這些產品,也騰不出更多的空間,於是你往結帳櫃台走去,並且開始相信自己將會有個很棒的新生命。 一不留神,你撞到另一個也推著滿滿購物車的靈魂。其中「伴侶4000豪華版」的貨品不小心掉到地上。你馬上感到嫉妒,因為那一件商品雖然和你拿的「伴侶3000」一樣,但是多了24%的美貌和富有的雙親! 「抱歉!請問我在哪裡可以拿到『伴侶4000』?」你問道。 「在二樓。那頭有電梯,我在二樓發現了『學歷』、『電熱毛巾架』、『很棒的假期』等許多好東西……」 你望了一眼自己的購物車……沒錯!你的確蒐集了一個美好的生活,只是簡陋了些。你很好奇二樓有什麼,覺得肯定有很多很棒的東西。上了二樓後,果然發現許多讓人無法抗拒的選擇,於是你把「碩士」換成「博士」學位,還允許自己選擇了「伴侶4000豪華版」。為了騰出足夠的空間,你還必須把「謙虛」、「退休金」以及「一週工作三十五小時」換成「每週工作六十小時」,不過你很確定這一切絕對會很值得。 往結帳的方向走去時,廣播突然響起,通知三樓也開放了。這什麼玩意!你可以想像那裡肯定有更多好東西,或許有「享譽世界」還是傳說中的「伴侶5000百萬富翁外加女人迷的加強版」?你再次望著購物車,覺得這些東西可不夠,於是決定搭乘上樓的電梯。 抵達時你嚇了一跳,因為四周一片漆黑,然後你聽見電梯門闔上的聲音。一個響亮的聲音宣布:「歡迎來到三樓,您是第75987072335名訪客。這樓的存在只是為了證明,人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您將重生為金龜子。生命超市感謝您的光臨。 」   Too long, didn't read 人類永遠不滿足自己所擁有的。生命超市只有兩層樓,而聰明的人只會留在一樓。   滿意度的低標   這個小故事表達的是一般人的常態:滿足只是短暫的。即使有人非常滿意,卻也還是忍不住想更進一步。一旦達成了目標,就又再次開始此循環,這個習慣以及期望的週期稱為「快樂水車」。 在緊湊繁忙的生活中,我們很容易忘記要知足,我們想若是努力存錢,將目前這個廚房又小又沒陽台的公寓,換成一個有陽台而且有車位的大公寓的話,快樂肯定能更持久。然而一旦我們擁有了,它就又變得稀鬆平常,於是我們又開始專注於下個目標──對面那間有按摩浴缸的公寓。早在西元四世紀時,哲學家就發現這個現象,奧古斯丁1說:「我們的慾望沒有安靜之刻,它是無止境且永恆的折磨……」。 然而,追求事物也是人類生存的一個重要基本組成,這樣我們才會每天早上起床。如果沒有目標和願望,我們就失去所有的動力。伯特蘭.羅素2說:「未遂的慾望是構成滿足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人們以為生活的重點在於擁有保時捷,而非追求的過程時,問題就來了,尤其當那份因為慾望擴增,而非擁有的瞬間所帶來的愉悅讓我們快樂時。我們太快習慣擁有物質了,「重點在於過程,而非目標」是眾所皆知卻又如此真實的一句話。不是事物A或B能帶給我們喜悅,而是因為有一個A到B的過程,但是一旦我們混淆了渴望以及實際的需求,並且以為我們所渴望的就是必須擁有的,而非只是渴望的時候,問題就產生了。 一九七八年有個著名的實驗證實,人們能快速適應贏得彩券這類正面之事,也能接受脊髓損傷這種負面狀況,滿意度還能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回到原來的滿足水平。正如羅伯特.弗羅斯特3的名言:「幸福以高度彌補它在長度的缺失。」不斷調適滿足感是一件好事,否則柬埔寨的流浪兒可能永遠無法滿足,尤其是當好萊塢明星能領養的數量有限時。對大多數人來說,「享樂跑步機」是種補償,我們所有人都以蹣跚、跌撞的姿勢朝「人人滿足酒吧」前進,只是抵達後,酒吧的招牌又會被掛到別的地方。   Too long, didn't read 我們總將願望具體化,想要「大房子」、「好一點的工作」或是「好鄰居」,但實際上,重點在於對正向變化及改變的感覺,而非擁有本身。   ▍ 本文節錄自 亞當‧弗萊徹、盧卡斯‧NP‧艾格、康拉德‧柯列弗《廁所裡的哲學課》 [1]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羅馬帝國末期北非的柏柏爾人,神學家、哲學家,著有《懺悔錄》。 [2]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 [3] 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年,美國詩人,曾四度獲得普立茲獎,其詩〈未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享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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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歌舞伎町的一天長怎樣?哪個時段最有趣?

  歌舞伎町的白天   歌舞伎町被譽為「二十四小時不眠的街道」,但卻不是二十四小時都是相同的模樣。歌舞伎町很難界定是從幾點開始營業,不過就讓我們把中午十二點當成起點吧!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白天的歌舞伎町有很多外國觀光客,所以這幾年來出現了很多像APA Hotel這類的飯店;一手拿著相機的外國觀光客一邊觀賞歌舞伎町雜亂不堪的街景,一邊在這裡吃飯或是喝下午茶。這段時間的歌舞伎町以TOHO Cinemas座落的中央路為中心,沿路有很多平價的連鎖店,隨時準備接待來看電影的人或觀光客。 在JR新宿車站、西武新宿車站、地鐵東新宿車站之間移動時,也會穿過歌舞伎町,所以只是路過歌舞伎町的人其實很多。雖然我的公司是位於歌舞伎町,但有點令人意外的是,歌舞伎町周邊也有很多公司,在這些公司上班的人會在歌舞伎町吃中餐或開會。歌舞伎町的中午時段也與其他地方一樣,人潮洶湧。牛郎店與酒店也是一般企業,有許多業務也是在白天進行,因為這些公司也是在白天辦公。以我的公司為例,財務、人事、公關、製作、衛生管理都與一般的企業相同,這些部門也負責與其他公司來往。對這些部門的員工而言,歌舞伎町不過就是上班的地點而已。 只不過,到了中午十二點左右,偶爾還是會看到從昨天醉到現在的醉漢倒在路邊,也會看到從白天就上班的酒店小姐或特種行業的人在拉客。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拉客的人,只要你想找樂子,歌舞伎町永遠都是「晚上」。   歌舞伎町變得迷人的時段   從下午三點開始,那些屬於夜晚的居民漸漸來到歌舞伎町。新進的牛郎會在這時候化妝打扮,再去店裡做一些清潔打掃的工作。當紅的牛郎或酒店小姐也會為了所謂的「同伴」工作(上班前陪客人吃飯、逛街)而早點來到歌舞伎町整妝打扮。到了下午五點左右,歌舞伎町就因為這些準備開店的人們、前來上班的牛郎與酒店小姐變得迷人。 我尤其喜歡歌舞伎町的這個時段。著裝完畢,準備展開戰鬥的牛郎與酒店小姐頂著完美妝容,昂首闊步走在街上,每位的臉上都寫著「我最美」的自信。這就是所謂的「專業」意識。 在這時段,歌舞伎町最熱鬧的地方應該非美髮沙龍莫屬,那裡簡直就是戰場,擠滿了一堆急著武裝自己,直到最後一分一秒也不放過的牛郎與酒店小姐;設計師也忙得分身乏術,所以牛郎與酒店小姐通常會在輪到自己之前先補補妝,或滑滑手機與客人聯絡感情。將這段時間形容成是一整天「最重要的前置作業」也不為過。將頭髮弄好後,對著鏡子凝視自己,自行調整一些小細節,再將心情切換成上班模式。此時,牛郎或酒店小姐的雙眼會變得烔烔有神,抬頭挺胸地走出美髮沙龍之際,隨著一句「慢走」,他們紛紛幻化為在夜晚飛舞的蝴蝶。 負責公司營運事務的員工通常是在下午開會,不過在店裡開會不太適合,所以通常會轉移陣地,改在咖啡廳開會。歌舞伎町最有名的咖啡廳是「巴黎人」(パリジェンヌ),這裡在下午時段總是會有各式各樣的人在面試或洽談事情,來到這裡可徹底感受歌舞伎町的後台氣氛。而咖啡廳「雷諾瓦」(ルノア︱ル)雖然在歌舞伎町也有很多間,但是跟「巴黎人」的氣氛完全不同,它比較沒有特種營業的色彩,來這裡的也以一個人的客人居多,甚至也很常看到傳直銷的人在這裡拉下線。   歌舞伎町從凌晨一點開始變得有趣   在下午七點到凌晨一點這段時間,歌舞伎町變得人聲鼎沸,與其他的鬧區一樣熱鬧。大家不妨想像一下人山人海的畫面,就能體會那是什麼樣的氣氛,一旦到週末更是像辦祭典般萬頭鑽動。歌舞伎町變得特別有趣的時間點就是凌晨一點,大部分的牛郎店與酒店都會遵守營業至凌晨一點的法規,所以每間店都是在凌晨零點左右最為熱鬧。凌晨一點一到,那些被迫中止狂歡的客人也一口氣被放出店外。 還在回味前一刻歡樂的顧客,通常會在街上遊蕩。而剛剛在牛郎店或酒店約好要帶人出場的人,則準備敲定接下來的去處。不過,此時大部分的牛郎或酒店小姐都會語帶保留地先回答:「待會再聯絡囉!」因為大家都想在送走客人之後,在店裡稍微休息一下再思考「那麼要陪哪位客人出場呢?」如果出場的時候要去好幾間店喝酒,也會趁這個時候擬定作戰計畫,決定從哪間店開始喝。客人則是會邊想「去哪邊比較好?」邊在街上徘徊。這時候,等待聯絡的客人渾身充滿了想延續狂歡氣氛的慾望,這股既期待又怕失望的心情,也是種莫名的愉悅。 這段時間屬於「陽」,是內心的期待正蠢蠢欲動的時段。是的,特種行業是令人有所期待的職業,卻不是滿足期待的職業。就如同遠足前一晚的準備工作一樣。 期待總是會落空,無論好壞。世事也往往不如人意,而且慾望總是會催生出下一個慾望,永遠沒有被滿足的一天。假設牛郎或酒店小姐真的每次都陪客人出場,客人就會忍不住要求更多。牛郎或酒店小姐能在一個小時左右結束出場與回家,算是玩得很瀟灑,很有手段的。但歌舞伎町很少有人這麼高明,當夜越來越深,時間開始變成漫無目的地流逝,他們與客人也一同陷入深淵。 此時屬於「陰」,是意識漸漸陷入朦朧的時候。沒能成功打包酒店小姐回家的大叔只好回到街上繼續遊蕩,雖然心有不甘,卻又不自覺地走進開到早上的酒店。牛郎與客人也會在路上聊天,精疲力竭的菜鳥,則會成群結黨地回到附近的宿舍。會鬧出糾紛,也通常是在這個時候。   醉漢準備結束比賽的時候   到了凌晨四點之後,街上簡直就是醉漢的大遊行,紅男綠女都醉得失去防心,盡情狂歡,讓人不禁懷疑,這些人應該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吧!要是喝到這個時候,這些醉鬼大概已經覺得什麼都無所謂了。此時,到處都看得到這些醉鬼對著彼此叫囂「誰先回家,就是沒種」,比賽誰最晚回家。 八卦雜誌那些酒池肉林的景象,就是這類大遊行落幕,意識陷入朦朧的醉鬼結束比賽的模樣。這些人之中,一定有人連續喝了十二小時。在酒精催化之下,這些人完全墜入自我陶醉的境地,眼裡沒有任何人,也不在意身邊有什麼人,只是讓自己成為慾望的殘骸,繼續在街上漂流。 從這時候,俗稱夜間部的牛郎店與酒店準備開始營業,也準備迎接日出。不過對這些牛郎與酒店小姐來說,他們的「夜晚」才正要開始。 即時是在這疫情時代,「新宿11CH」這種老牌半套店,還是一早就有人排隊。 慾望是不分時段的,而歌舞伎町隨時敞開大門,等待渴望夜生活的人們到來。   ▍ 本文節錄自 手塚真輝《歌舞伎町放浪記:解禁!新宿夜王赤裸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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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刑求、謀殺在烏克蘭上演,她能做的僅有紀錄下俄國的罪行

  我們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碰面。索尼中心的屋頂是依照富士山的意象而建,那是日本的聖山,眾神住在那裡,據說會保護我們。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廣場上有幾百個人,你可以購買手機、首飾、報紙和紀念品,或是為眼睛做個雷射手術。 從這裡到基輔不到一千四百公里,飛行時間只要兩小時,那裡是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這位律師三十多歲,是個瘦削的女子,穿著單薄的洋裝,顯得柔弱。但是她槓上了所有人—槓上了所謂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35,槓上了非正規軍隊,槓上了俄羅斯聯邦和普丁本人。她說起她國家的酷刑──在各地有超過七十五間地窖,男男女女在那裡受到折磨、殺害,或是被強行帶走,像動物一樣被關起來。為了壓制反抗,那些強暴、刑求、謀殺都是有計畫地在進行。那些人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一省。這位女律師說:「基本人權在我們的國家並不存在,就連單純的法律都不再適用。」她說她的組織能做的就只是記錄這些罪行。她曾看見地窖牆上的血跡被洗去、遇害者的名單被銷毀,以及死刑判決書被燒掉。那些施暴者也知道違反人性的罪行沒有法定追訴期。總有一天會需要證據來了解過去。 一個騎著滑板車的小孩撞上了鄰桌,一個疊了三層的冰淇淋掉在一名男子懷裡,他罵了一聲。我們忍不住笑了,在那一刻,這位女律師看起來就像是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為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說。 我們談起彼此家族的過去。她的猶太裔祖父母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後來被納粹殺害。她的母親得以逃走,去投靠遠方的親戚,對方是烏克蘭的農民。這位女律師在基輔長大。她說她家族的命運是推動她的力量,所以她才能堅持下來。 我的祖父巴度爾.馮.席拉赫當時是納粹維也納大區的長官。一九四二年,他在一次演講時說:「每一個在歐洲活動的猶太人都對歐洲文化構成危險。」他負責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所以也要對這位女律師家人的命運負責。他說那是「對歐洲文化的積極貢獻」。也許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也是因為對他這種言行感到憤怒和羞恥。 我問她:這些罪行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些罪行?她的目光越過桌面望向空無,沉默不語,一會兒之後才說:「源自於仇恨。」她說:「即使發生在我國的謀殺行為不能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但事情永遠是源自於愚蠢的仇恨。」 她的手機響起,她站起來,說她得走了。她的眼神很疲倦。我們向彼此道別。 我再度坐下,再點了一杯咖啡。這是柏林夏末一個溫和悠長的下午。技術人員此刻正把巨大的螢幕掛上索尼中心,據說明天將有一部賣座全球的鉅片要上映,好萊塢巨星將會出席。 在幾公尺之外是人民法院36,羅朗.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自一九四二年起擔任院長。他做出了兩千五百個死刑判決,由他主持的審判是被國家合法化的謀殺。他主持審理的過程有許多被拍攝下來。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見馮.維茨勒本37元帥。他在被拘留期間消瘦了,有人拿走了他的長褲背帶和腰帶,他必須抓住他的長褲,免得褲子滑落。弗萊斯勒對著他大吼:「幹麼老是去抓褲子,你這個骯髒的老頭。」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柏林一片積雪,天空明亮清澈。同盟國聯軍在這一天進行了一場空襲。弗萊斯勒跑向防空洞,在法院的院子裡被炸彈碎片擊中,當場死亡。在他的公事包裡放著起訴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38的文件,那是位參與暗殺希特勒行動的年輕軍官。弗萊斯勒肯定也會將他判處死刑,一如在他之前的所有其他人。 戰後,施拉布倫多夫成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參與了許多重大裁決。當時,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人之尊嚴」這個法律概念。「人之尊嚴」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是這部《憲法》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這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只要《基本法》還適用,就不能更改。「人之尊嚴」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這個理念對生命是友善的,因為它知道我們的有限,透過這個理念,我們才在深刻而真實的意義上成為人類。可是「人之尊嚴」並不像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一樣是人體的一部分,而只是個理念,它是脆弱的,我們必須加以保護。 來自基輔的這位律師說得對。根據柏林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39的資料,二○一七年在德國首都記錄有案的反猶事件共有九百四十七件,比前一年增長了六成。以仇恨的態度來面對世界是最可怕、最幼稚,也是最危險的。情況愈來愈糟,而且這些犯罪行為早已不再是邊緣現象。 埃里希.凱斯特納40寫道:「過去必須說話,而我們必須聆聽。在那之前,我們和過去都不得安寧。」這話說得沒錯。我們必須理解我們如何成為今日的我們,也必須理解我們可能再度失去什麼。當我們發展出意識,並沒有什麼理由顯示,有朝一日我們的行事原則會與我們的猿人祖先有所不同。假如按照大自然的法則,我們就也會把自己所增長的能力用來殺死弱者。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解放了奴隸,他宣稱人人都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在人類史上是頭一遭。居魯士大帝的律令就寫在《世界人權宣言》的前四條裡。今天如果我們不保護少數—不管他們是猶太人、移民、難民、同性戀者還是其他少數族群,我們就會重新陷入蒙昧之中。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法國《人權宣言》,以及如今自由世界各國的《憲法》,這些都是我們的勝利,讓我們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自己。就算我們極端厭惡去碰觸今日的暴行,也別無選擇。只有我們能夠去對抗這種野蠻、厥詞和猖狂。 我問過這位律師,問她為什麼承擔這一切。她說:「不然該由誰來承擔呢?」 (本篇原刊於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文學世界》[Literarische Welt])   ▍ 本文節錄自 費迪南.馮.席拉赫《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罪行》德國律師的思索》   [35] 這兩個共和國原是烏克蘭東部的頓内次克州和盧干斯克州,二0一四年,親俄武裝分子占領這兩個地區後自行宣布獨立建國,但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36] 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為希特勒於一九三四年下令在柏林成立的特別法院,在《憲法》框架外獨立運作,用來審理廣義的政治犯罪。審判過程往往流於形式,宣判死刑的比率很高。 [37] 馮.維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出身貴族的德軍元帥,因參與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刺殺希特勒之舉而被處決。 [38] 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在二戰期間屬於暗中反抗希特勒的一群軍官,首試圖將炸彈偷渡到希特勒的專機上引爆,但沒有成功。一九四四年,在七月二十日暗殺希特勒之舉失敗後的大規模搜捕行動中被捕。 [39] 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Recherche-und Informationsstelle Antisemitismus,簡稱RIAS)乃一民間組織,監察針對猶太人而發生的暴力行為。二0一五年成立於柏林,二0一八年成立了全國性的總會。 [40] 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 ,1899-1974),德國作家、詩人、出版家,以幽默諷刺的詩文著稱,也是家喻戶曉的童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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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勝千言!論「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重要性

  大約在上個世代時,歷史學者們的興趣大幅擴展,範圍不僅包括政治事件、經濟潮流和社會結構,還包括了心態史、日常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等等。若他們自限於傳統資料,例如由行政當局製作並存檔的官方文件,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這些相對新興的領域內進行研究。 基於這樣的理由,學者們越來越常使用更大範圍的證據,而在文獻和口述見證之外,圖像也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就以身體史為例。圖片指引出關於疾病與健康方面不斷改變的觀點,而在同樣不斷改變的審美標準方面,或是男女對個人外貌的關注歷史方面,圖片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同樣地,若沒有圖像的見證,第五章將討論到的物質文化史實際上就不可能辦到。而正如第六與第七章試圖闡明的,圖像的見證對心態史也具有重要貢獻。   視覺的不可見性?   歷史學者很有可能還不夠認真對待圖像的證據,因此一九九八年的一場討論提到了「視覺的不可見性」。正如一名藝術史學者所言:「歷史學者……偏好處理文本和政治經濟方面的事實,而不是圖像所探究的更深層經驗」,而另一名學者則指出這其中所意味的「對圖像的高傲態度」。 若和那些根據書寫及繕打文獻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相比,以照片檔案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則相對少數。附有插圖的歷史期刊同樣相對少數,即使有,也是相對少數的作者會利用這個機會。若歷史學者真的使用了圖像,他們通常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插圖處理,把它們複製在書裡,不做任何評論。即使文本中討論到這些圖像,這項證據通常也是用來闡明作者藉由其他方式所達到的結論,而不是用來提出新的答案或發出新的問題。 為何該是這種狀況呢?已故的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在一篇文章裡描述他在維多利亞時期照片中的發現,他把自己和其他同時代的社會史學者們形容為「視覺文盲」。他是一九四O年代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前和現在都是「完全屬於電視普及以前」的孩子。他在學校和大學裡的教育,都是關於閱讀文本的訓練。 儘管如此,此時已有一小群重要的歷史學者們開始利用圖像的證據,尤其當他們的專長領域是在書寫文件極少或根本不存在的時期。例如,若沒有阿爾塔米拉(Altamira)或拉斯科(Lascaux)洞穴壁畫的證據,要撰寫關於歐洲史前歷史的確相當困難,而若沒有墓室繪畫的證明,古埃及的歷史也會變得難以估量地貧乏許多。在這兩個例子中,圖像實際上提供了社會活動的唯一證據,比如狩獵。有些研究較後期歷史的學者也認真對待圖像。例如,研究政治態度、「公眾意見」或政治宣傳的歷史學者,長期以來都在使用版畫證據。類似地,傑出的中世紀專家大衛・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便已主張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圖78)是「英國史的第一手資料」,並且「值得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及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的紀錄一併研究」。 這些由少數歷史學者進行的圖像運用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如同法蘭西斯・哈斯基爾(Francis Haskell,1928–2000)在《歷史與其圖像》(History and its Images)中所指出的,十七世紀時人們研究羅馬地下墓穴中的繪畫,作為早期基督教歷史的證據(以及在十九世紀時作為社會史的證據)。 在十八世紀初,貝葉掛毯已被學者們視為歷史資料而認真看待。在十八世紀中葉,一名評論家對克勞德-約瑟夫・韋爾內(Claude-Joseph Vernet,1714–1789)的一系列法國海港繪畫表示讚賞,他評論道,若有更多畫家追隨韋爾內的範例,那麼他們的作品會對後代更為有用,因為「在他們的繪畫中,將有可能讀到關於風俗、藝術與國家的歷史」。 文化史學者雅克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與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本身也是業餘藝術家,他們分別在撰寫關於文藝復興與「中世紀之秋」時,除了當時的文本以外,也利用像拉斐爾及范艾克這樣的藝術家畫作,建立起他們對義大利及荷蘭文化的描述與詮釋。布克哈特在進入文藝復興大眾文化的討論之前,先描寫了義大利的藝術,他將圖像與紀念像形容為「過去階段的人類精神發展之見證」,透過這些物件,「有可能讀出某段時間關於思想與再現的架構」。 至於赫伊津哈,一九O五年他在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當中他將歷史理解比喻為「意象」或「知覺」(包括直接與歷史接觸的感覺),並主張「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的共同點,在於形塑圖像的模式」。之後,他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用視覺術語形容為「馬賽克法」(the mosaic method)。赫伊津哈在他的自傳中坦承,他對歷史的興趣是在童年收集硬幣時激發的,他之所以受中世紀吸引,是因為他想像那個時期是「滿是戴著羽飾頭盔的驍勇騎士」,而他之所以從東方研究轉移到尼德蘭歷史,則是受到一九O二年在布魯日的一場法蘭德斯繪畫展所啟發。赫伊津哈也是歷史博物館的強力倡導者。 赫伊津哈同時代的另一名學者瓦堡,一開始是個布克哈特風格的藝術史學者,最後他的專業則在於企圖建立起一套以圖像和文字兩者為基礎的文化史。由瓦堡圖書館發展出的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在希特勒崛起之後從漢堡遷到倫敦,自此便一直不斷鼓勵著這樣的研究方法。因此,一九三O年代起開始頻繁造訪瓦堡研究所的文藝復興歷史學者法蘭西絲・葉茨(Frances Yates,1899–1981)便形容自己是被「傳授了瓦堡的技術,以視覺證據作為歷史證據」。 在一九三O年代,來自巴西的社會史學者吉爾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1900–1987)也運用了圖片與照片的證據,他把自己形容為提香(Titian,約1485–1576)風格的歷史畫家,而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則是「印象主義」的形式,因為他「試圖在動作中為生命帶來驚奇」。另一名研究巴西的美國歷史學者羅伯特・萊文 (Robert Levine)也追隨弗雷雷的路線,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拉丁美洲生活照片,他所附加的評註不僅將這些照片置放在其脈絡下,同時也討論了由於使用這類證據所引發的主要問題。 對於自稱為「週日歷史學者」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2)而言,圖像是他兩項重要研究的起點,童年史與死亡史,視覺資料在這兩項研究中都作為「感性與生命的證據」,和「檔案庫中的文學和文獻」是一樣的基準。阿利埃斯的著作在稍後的章節會再詳細討論。一九七O年代,一些主要的法國歷史學者仿效了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研究法國大革命及革命前舊政權的米歇爾・沃維爾(Michel Vovelle),以及專長十九世紀法國的墨西斯・阿古隆(Maurice Agulhon)。 美國評論家米謝爾(W. J. T. Mitchell)所稱的這種「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於英語世界中同樣可見。如他所承認的,在一九六O年代中期,塞繆爾和一些同時期的人開始意識到照片的價值,作為十九世紀社會史的證據,照片幫助他們建立起一部著重在一般人日常生活和經驗的「人民史觀」(history from below)。然而,若以深具影響力的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作為英語世界中歷史書寫的新潮流代表,卻令人訝異地發現,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五年之間,沒有一篇刊登的文章附有插圖。一九七O年代,期刊上刊載了兩篇配有插圖的文章。另一方面,到了一九八O年代,這樣的文章數目增加到十四篇。 就這方面而言,一九八O年代是個轉戾點,一九八五年所舉辦的一場美國歷史學者研討會紀錄也意味著這點,這場會議是關於「藝術的證據」。會議的論文集發表在《跨學科史學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的特刊上,由於受到許多關注,因此這部論文集很快便重新發行為書籍形式。從那時起,其中一名論文作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更由於他在研究中使用視覺證據而為人所知,包括從十七世紀荷蘭文化的探討《財主的尷尬》(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1987),到數世紀來西方對風景畫態度的研究《風景與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1995)。 一九九五年開始發行的這個「描繪歷史」(Picturing History)系列本身,包括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在內,也是這種新潮流進一步的證據。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一直接觸著電腦和電視,他們實際上從出生起便始終居住在一個圖像滲透的世界,在接下來的幾年,觀察他們將如何處理過去的視覺證據,這會是件很有趣的事。   資料來源和軌跡   傳統上,歷史學者把他們的文獻稱為「資料來源」,彷彿他們正從「事實」的溪流中盛滿水桶,而隨著他們越靠近源頭,他們的故事就變得越來越純粹。這個譬喻很鮮明,但也可能有點誤導,因為它暗示著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一段關於過去的敘述可以不受中介物所污染。當然,研究歷史不可能沒有一整串中介物的輔助,其中不僅包括早期的歷史學者,還有那些整理文獻的檔案管理員、書寫文獻的抄寫員,以及話語被記錄下來的見證者。一如荷蘭歷史學家胡斯塔夫・雷尼爾(Gustaaf Renier,1892–1962)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建議的,若用目前存在的過去「軌跡」一詞,取代「文獻來源」的概念,這或許會有幫助。「軌跡」一詞可以指涉到手抄本、印刷書及、建築物、傢俱、風景(經過人類開採而改變),以及各式各樣的圖像:繪畫、雕塑、版畫、照片等。 歷史學者對圖像的使用,不能也不該侷限於「證據」一詞的嚴格意義上(如在第五、六和七章特別詳細討論的)。哈斯基爾所謂的「圖像對歷史想像的影響」也應留有空間。繪畫、雕塑、版畫等等使我們這些後代能夠分享過去文化中非語言的經驗或知識(例如下面第三章所討論的宗教經驗)。它們將那些我們先前已知但並未認真對待的部分,直接為我們送上門來。簡言之,圖像使我們能夠更加鮮明地「想像」過去。正如評論家斯蒂芬・班恩(Stephen Bann)所言,我們和圖像面對面的位置,也將我們帶往「與歷史面對面」。不同時期的圖像使用,例如作為虔敬的對象或勸說的手段、作為傳遞資訊或帶來愉悅,都使它們得以成為過去宗教、知識、信念、娛樂等等形式的見證者。雖然文字也提供了寶貴的線索,但對於過去文化中宗教與政治生活的視覺再現,圖像本身是最好的指引。 因此,本書將探究不同類型的圖像使用,如同律師們就不同歷史類型所稱的「可接受證據」(admissible evidence)。這個法律的類比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過去幾年中,銀行搶匪、足球流氓和暴力警察都因為錄影證據而遭受判決。犯罪現場的警方照片經常當作證據使用。在一八五O年代,紐約警局製作了「罪犯照片集」(Rogue’s Gallery)以供指認竊賊。確實,在一八OO年以前,法國的警方紀錄已經在重大嫌犯的個人檔案中納入肖像畫。 本書的基本命題在於,試圖支持並說明圖像就像文字與口述見證一樣,是歷史證據的一種重要形式。它們記錄了目擊的動作。這不是什麼新的概念,倫敦國家藝廊的一幅知名圖像正說明了這點,也就是人稱「阿諾菲尼肖像」(Arnolfini portrait)的夫妻肖像。這幅肖像上題著「范艾克曾在此」(Jan van Eyck fuit hic),彷彿畫家當時是這對新人的婚禮見證人。恩斯特・貢布里希 (Ernst Gombrich)曾寫過「目擊原則」(the eyewitness principle),換句話說,就是自古希臘開始,某些文化中的藝術家一直遵循的規則,用以再現一名目擊者在特定的某時某地所能見到的事物——也只再現這件事物。 類似地,在一份關於維托雷・卡帕齊奧(Vittore Carpaccio)及一些同時期威尼斯畫家的畫作研究中,也引入了「目擊風格」(the eyewitness style)一詞,指的是這些繪畫中展示出對細節的熱愛,以及藝術家與贊助者渴望看到「根據證據的普遍標準,看起來盡可能忠實的畫作」。文字有時更加強我們的印象,認為藝術家關心的就是提供準確的見證。例如,美國畫家伊士曼・約翰遜(Eastman Johnson,1824–1906)的《為自由奔馳》(Ride for Liberty,1862)呈現三名馬背上的奴隸,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這幅畫作背後的題詞中,他將自己的畫作形容為「內戰的一場真實事件紀錄,是我親眼所見」。「紀實」(documentary)或「民族誌」風格等詞語,也用來描述之後類似圖像的特色。 不用說,圖像證據的使用引發了許多糟糕的問題。圖像是無聲的證人,很難把它們的見證轉譯成文字。它們的目的可能是傳達自身的訊息,但歷史學者們反而經常忽視,因為他們企圖讀出圖畫中「字裡行間」的意義,並且學到一些藝術家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傳授的東西。這樣的過程中有著明顯的危險。若要安全地使用圖像的證據,先別說有效地使用了,就有必要了解其中的缺點——就和其他類型的資料來源一樣。書寫文獻的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早已成為歷史學者訓練中的基本部分。相較之下,對於視覺證據的批判仍未發展成形,雖然圖像的見證就像文字見證一樣,會引發關於脈絡、功能、修辭、回憶(無論是事件發生不久或是很久以後),以及第二手見證等等的問題。因此,有些圖像會比其他圖像提供更可靠的證據。例如直接寫生的草圖,由於不受「宏大風格」(grand style,於下面第八章討論)的限制,它們作為證據時,比事後在藝術家工作室裡加工的繪畫更加可信。在歐仁・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例子中,他的草圖《兩名坐著的婦人》(Two Seated Women)和他的繪畫《阿爾及爾的女人》(The Women of Algiers,1834)之間的對比或許正說明了這點,後者看起來較為戲劇化,並且指涉著其他的圖像,和原始草圖並不相同。 圖像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提供關於過去的可靠證據,又能提供到什麼程度呢?對這樣的問題,若企圖得到一個簡單廣泛的答案,顯然是件愚蠢的事。一幅十六世紀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和一幅二十世紀史達林的海報,兩者都會告訴歷史學者一些關於俄國文化的事,但儘管有些饒富趣味的相似度,這當中還是有著明顯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既在於這兩幅圖像告訴我們的事,也在於它們所忽略的事。我們冒著風險,忽略了圖像的多樣性、藝術家、圖像的使用,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對圖像的態度。   ▍ 本文節錄自 彼得.柏克(Peter Burke)《歷史的目擊者:以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運用與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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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餓肚子彷彿要人命?解析飢餓感產生的背後原因

  如果體內缺乏養分,我們就會飢餓。胃部會咕嚕作響,手腳會發冷,我們會疲倦且易怒,也會難以抗拒對於食物的渴求。然而,我們的飢餓感是如何曉得人體需要營養呢?隱藏在背後的確切原因長久以來都是個謎。直到二十世紀,科學才開始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生理學家安瑟爾・凱斯(Ancel Keys),受美國政府之託,針對飢餓在生理與心理方面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在長達六個月的時間裡,他只提供一群受試男性平常食量一半的食物,並且觀察此舉所帶來的種種影響。 影響頗具戲劇性。某天晚間凱斯不禁對他的妻子說:「我到底對那些男人做了些什麼?我實在不曉得情況怎會變得如此艱苦。」那些受試男性個個變得疲憊、沮喪、無精打采。他們肌肉疼痛、頭暈、發冷、嚴重掉髮。此外,他們對於噪音的反應極其敏感,而且無法集中注意力。伴隨著脂肪組織的融化與肌肉的縮減,他們的所思所想不斷地圍繞著飲食打轉。 其中一位受試者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的骨頭、肌肉、胃和理智彷彿在它們對於飲食的渴望中融為一體。」另一位受試者則會蒐集食譜,還會藉上電影院來分散注意力,然而,他卻發現到,自己居然會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有飲食畫面的電影場景。挨餓的人會用水稀釋他們微薄的食物,藉以使它們的份量顯得較大;他們也會不斷咀嚼口香糖,藉以讓自己至少擁有一點彷彿在吃東西的感覺。他們對性失去了興趣。他們的談話只圍繞著一個主題,那就是:飲食。在白日夢中,他們幻想著實驗結束後自己想要吃的飯菜。在過了五十年後,如今已然年屆八旬的那些受試者們,對於當年在明尼蘇達大學裡憑藉他們的飢餓所完成的那場令人陷入絕境的實驗,依然記憶猶新。 飢餓始終侵擾著人類,驅使人們穿越森林和草原,迫使人們涉過河流、攀登山脈、踱過峽谷。它帶給了許多人死亡。數千年來,幾乎每個世代的人類都曾遭受飢荒的威脅。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光是在俄國,就有一千五百萬人死於飢荒。德國所經歷的最近的一場飢荒是在七十五年前。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德國人的食物都得採取配給。舉例來說,當時漢堡(Hamburg)的居民每天只能獲得七七〇卡路里的熱量;這點熱量不到明尼蘇達實驗的卡路里攝取量的一半,更不用說,相對而言還比較多的食物量就已讓那些受試男性感到陷入絕境。一九四六/四七年的飢荒寒冬造成了成千上萬的人口喪生,倖存者們始終銘記著那段艱苦的經歷。六十年後,當他們接受采訪時,他們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的經歷。當時十二歲的一位受訪者表示: 我了解到,飢餓與寒冷會造成疼痛。內在的疼痛。精神上與肉體上的疼痛。從髮梢直到小腳趾,不單只是短暫地滲透,而是會不斷地被飢餓所折磨,被寒冷所癱瘓。你會感覺到……自己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曾有過那樣的感覺。 直到今日始終都還存在著飢荒。就全球而言,目前仍有超過八億的人口在挨餓;即使是在富裕的社會中,同樣也有部分的人口缺乏食物。 從過去到現在,在人類的整個演化過程中,飢餓一直是股形塑的力量。我們的身體已經適應了持續缺乏的威脅,而且會對能量補給的減少很快做出反應。在短短幾小時不進食後,我們的心率、血壓、體溫與基礎代謝率就會下降。大多數器官系統的活動會減少,藉以節省能量。人體可以長時間挺過飲食匱乏。可是心靈卻不樂見這種情況的出現。   鮮為人知的關於飢餓感的知識   飢荒有個我們每天都會見到的小兄弟。早在營養不足之前他就會發出通知。在明尼蘇達實驗完成四十年後,英國心理學家珍・沃德(Jane Wardle),在一個小型實驗中,為一群受試女性提供了高能量或低能量的早餐。早餐之間的能量差異相當於一個果醬卷的卡路里含量。如果受試女性在早餐時攝取的能量較少,那麼她們在中午之前就會比較容易感到飢餓;此一發現與我們的日常經驗相符:早餐比較寒酸,中午時分我們就會比較飢餓。 不過,這項實驗還揭示了飢餓感的兩種並不十分明顯、卻是值得注意的特性。在體重正常的人體裡,其實儲存了足以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存活數週的能量。然而,光是短少這個數量的四千分之一,就會讓女性的飢餓感產生反應。換言之,她們很快就會飢餓。假如有部汽車的科技也是如此敏感,它或許會在行駛幾公里後就警示駕駛人再次尋找加油站。飢餓感是種極其敏感的預警系統,它還有另一項令人驚奇的特性。   ▍ 本文節錄自 米歇爾・馬赫特《飢餓信號!一次解開身心之謎的飲食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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