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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新聞廣告、通訊軟體綁架注意力的時代,你有辦法「無所事事」嗎?

  本書作者是位藝術家、文化評論家。她在這本書中闡明,現代人時常處於資訊超載,每天忙著確認各種通訊軟體、社群平台如FB、IG等的訊息,將我們的注意力消耗殆盡……我們過於分心,而無法看到我們自身和所處世界的一切。注意力是人們所擁有的最寶貴又最透支的資源,如何抗拒「注意力經濟」,拿回對自我的主導權?作者提出如何培養新的觀察、聆聽方式,我們的關注可以重新放在實體世界,與真實空間時間中的人、事、物連結起來。     這本書所反對的未必是網際網路,甚至不是社群媒體的概念;而是商業性社群媒體的侵略性邏輯,以及它的財務動機:讓我們時時處於焦慮、羨慕、分心的狀態,藉此牟利。正是從這樣的平台滋長的對個體性及個人品牌的迷戀崇拜,深深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離線後的自我,以及真正生活的地方。     這是一部求生指南,教你如何用「無所事事」(doing nothing)這樣的政治行動來反抗注意力經濟,即使有倔強的中國式「釘子戶」阻擋了重要幹道。我希望這本書不只適用於藝術家和作家,也適用於任何覺得人生不只是工具,因此不可能「最佳化」的人。我的論據是出於這個簡單的拒絕:拒絕相信「現在我們擁有的人事時地物,不知怎地就是不夠。」像Facebook和Instagram之類的平台,其作用就像水壩,充分利用我們天生對別人的興趣和對社群永恆不變的需求,既挾持又阻撓我們最原生的欲望,從中牟利。孤獨、觀察、簡單的快樂除了其本身的目的,也應該被視為任何有幸活著的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我所提出的「無事」(nothing),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觀念裡那些微不足道的事,這個事實說明了這樣的反諷:一本名為《如何無所事事》的書,某種程度也是一項行動計畫。我想要展開一連串的運動:(一)「退出」,跟一九六○年代的「退學」運動(dropping out)有異曲同工之妙;(二)向外聯繫周遭的人、事、物的水平運動;(三)向下深入所在地的運動。我們必須提高警覺,因為目前大多數的技術設計都會阻撓我們所走的每一步,刻意為我們的自省、好奇、歸屬社群的嚮往創造出虛假的目標。每當我們想要逃脫時,應該自問:如果你說要「回歸土地」,但土地不就是我們此時此刻所在的地方嗎?「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不就是意味著放下手機?而當你終於放下手機,在你面前的是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呢?   這本書就是要在新自由主義決定論的一片枯萎風景裡尋找潛藏的曖昧與無效率之泉。我會邀請你停下來,或慢下來,但儘管我希望你在其中找到些許慰藉,我卻不是要它成為週末的避靜(retreat),或某種激發創造力的東西。無所事事的重點不是煥然一新地回去工作,不是準備發揮更高的生產力,而是質疑我們目前所理解的生產力。我的論點很明顯反資本主義,尤其反對那些鼓勵我們採用資本主義觀點去看待時間、地方、自我、社群的技術。我的論點也站在環境和歷史這邊:我提出,把我們的注意力拉回地方並加以深化,可能會使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如何參與歷史、參與並非只有人類的社群。不論從社會或生態面來看,「無所事事」的終極目標就是把我們的目光從注意力經濟拉出來,移植在公共、實體的領域。     我並非反對技術。畢竟,有些技術形式──從讓我們能觀察自然世界的工具,到去中心化、非商業性的社交網路──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充實地活在當下。我反對的是某些企業平台買賣我們的注意力的方式,以及那些將狹義的生產力奉為神聖,忽視了在地、肉身、詩意的技術設計與使用。我在意的是現今社群媒體對表達的影響──包括不表達的權利──以及它故意誘人上癮的特色。但這本書所反對的未必是網際網路,甚至不是社群媒體的概念,而是商業性社群媒體的侵略性邏輯,以及它的財務動機:讓我們時時處於焦慮、羨慕、分心的狀態,藉此牟利。正是從這樣的平台滋長的對個體性及個人品牌的迷戀崇拜,深深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離線後的自我,以及真正生活的地方。   關於注意力,我還學到一件事:特定形式的注意力是會傳染的。當你花足夠的時間和密切關注某件事物的人相處(如果你跟我出去溜達,「某件事物」就是鳥),你無可避免會開始注意同樣這些事情。我也學到注意力的模式──我們選擇注意什麼和不注意什麼──就是我們為自己呈現事實的方式,因此會直接影響我們在特定時間對於何為可能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層面綜合起來就是奪回注意力的革命性潛力。資本主義的邏輯是靠著短視與不滿而蓬勃發展,依這種邏輯,像無所事事這麼平淡乏味的東西,或許真的很危險:橫向逃往彼此的懷抱,我們或許就會發現,我們想要的一切已經在這裡了。 ------ 當我坐在玫瑰園的深凹盆地,被形形色色人類及非人類的身體包圍,浸淫無數身體的感受性在我身邊交織的真實──事實上,我自己身體的界限也被茉莉花和初熟黑莓的芬芳給突破了──我低頭看我的手機,那個微小、發光的量測型世界,再怎麼也比不上這個用微風、光影、任性、無法形容的真實細節,跟我說話的世界。   ▍ 本文節錄自 珍妮‧奧德爾(Jenny Odell)《如何「無所事事」:一種對注意力經濟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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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是有錢人的娛樂?其實在宋朝時它是全民運動!

  說到最早的高爾夫,你腦海中冒出的關鍵字是什麼? 一、一群閒得無所事事的貴族,搭配一望無際的草坪和五百平方公尺大的莊園,優雅文藝的古歐洲。 二、書墨濃郁的中國古代,有人聲鼎沸的市井,還有生活樸素的普通人。 如果你選了一,那麼恭喜你──答錯了!是的,不要懷疑你的眼睛,早在很多年前,中國古代就有高爾夫了! 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 無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欄處任鉤留。 不辭宛轉長隨手,卻恐相將不到頭。 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從這首唐朝魚玄機的《打球作》中,就能看出一些高爾夫的影子了。只是這時候它還沒發展成高爾夫,而是叫「打馬球」。顧名思義,這是一項結合了打球和騎馬的運動,十分流行,也很適合貴族,沒點銀子和地位的尋常百姓是玩不起的。 後來,為了使這項運動更加平民化,反正重點也在打球,實在沒馬咱們就自己跑唄,於是便有了「步打球」。《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九》中記載:「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大體和現在的曲棍球差不多,有隊員,也有球門。 可變成步打球後也沒有想像中方便,畢竟還要建門。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 窮的,這點小事怎麼能難住他們呢? 沒有球門,那就設置個球坑(球窩)吧! 你看看,這樣就有高爾夫的樣子了吧!管它是田間地頭還是自家後院,拋個坑就能玩,既經濟又實惠。無處不球場,無時不運動,一天揮一杆,強壯大唐人。 發展到了這個時候,這項運動又有個新名字了,叫「捶丸」。 南宋文獻《揮麈後錄》中寫道:「孟知祥初鎮成都,見蜀人擊球,一棒便入湖子者,謂之猛入。」這裡的「湖子」便是指球窩。大致意思就是說,孟知祥入蜀的時候,看見成都人玩捶丸。可見在晚唐時期,國產高爾夫已經初見雛形。 而根據我們後來的考古發現,在成都市中區唐代地層中,有很多陶球、木球、瓷球⋯⋯上面都有被捶打過的痕跡。也就是說,當時的捶丸是什麼球都用的,除了鐵球,其他是球就行。 到了宋朝,捶丸開始流行起來,下至黃髮小兒,上至九五至尊,都喜歡玩一玩。 山東泰山岱廟雨花道院翻修馬道的時候,發現了幾塊宋代的「土襯石」。其上的宋代嬰戲石刻中,有一幅畫便是一童子分腿而立,右手執球,左手執一月形球杖上舉。這就是宋代捶丸的景象。 後來大家嫌這過於直接,玩起來沒意思,竟然還出了彩券。有的人猜輸贏隨便玩玩,也有不少上癮的,傾家蕩產的也不少。不過好在當時民風淳樸,沒有出老千的,也沒有設局騙錢的。 如果說平民百姓玩的是廉價版,那皇上玩的就是公開賽。 在一眾皇帝裡,最出名的玩家就是宋徽宗了,可以說是捶丸的頂級愛好者。先拋開技術不說,光他那一套裝備,就足夠在現在的北京二環買套房,還是精裝級別的。 畢竟是皇帝,人家用的東西就是不一般。據《丸經》記載: 至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捶丸,盛以錦囊,擊以彩棒,碾玉綴頂,飾金緣邊,深求古人之遺制,而益致其精也。 即平時裝球的包是個錦囊,球杆要用金子鑲邊,美玉飾頂,一杆子下去,全是鈔票的味道。 自從入了這個坑,人家平日裡也不幹別的,就琢磨這個球要怎麼才能打得更好,杆要怎麼做才能更好看。就連在國之將亡的時候,他還站在球場上,用力揮下一杆,遙望小鳥進洞。 到了元朝,捶丸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甚至出現了一本專門論述捶丸的書—《丸經》。 書裡詳細地記載了關於捶丸的大小事宜,比如玩的場地一般都在野外。「地形有平者、有凸者、有凹者、有峻者、有仰者、有阻者、有妨者、有迎者、有裡者、有外者」,簡直是高低起伏,要啥有啥,山峻水阻應有盡有。 此外,書中還記敘了捶丸比賽的三種記分方法,「大籌二十,中籌十五,小籌一十」。如果比賽是大籌,就以打滿二十籌為勝。「倘贏得十九籌,是遺一籌,若以一籌利物不可得矣」,即必須打滿分才能算贏。 待到明朝時,捶丸雖然也有很多人玩,但已經有些不合時宜了。所以如果你愛打高爾夫,一定要回到宋元時期,說不定還能成為古代版的老虎伍茲呢!   ▍ 本文節錄自 古人很潮《古人爆料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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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比爾蓋茲、馬斯克等大企業家都愛讀科學書?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是出了名的愛書人,他在一年中固定安排兩次為期一週的「思考週」。在這一週裡,他會住進別墅,什麼都不做,只專心讀書和思考,創想新事業。從二○一○年開始,他將自己讀過、銘感在心的書公諸於世。只要是出現在他推薦書單上的書籍,瞬間成為暢銷書,對出版界和讀者的莫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觀察他的推薦書單,幾乎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所有領域。有趣的是,企業家出身的蓋茲竟然推薦了不少科學相關書籍,具代表性的有:《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The Gene:An Intimate History)、《解事者:複雜的事物我簡單說明白》(Thing Explainer)、《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疫苗百科》(The Vaccine Book)、《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純粹與企管相關的書籍反而屈指可數。 臉書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也以嗜讀《疫苗:兩種恐懼的拔河》(On Immunity)、《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3對染色體 :解讀創生奧祕的生命之書》(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等科學書聞名於世。 比爾.蓋茲和祖克柏為什麼讀科學書呢?就我的經驗來說,在聽人說明經濟與政治的複雜角力關係時,企業領導者大多能毫無違和感地接受其中所夾雜的專業術語,但一般人對待科學的態度卻非如此。以前只要我提起曾寫過一本名為《經營,問道於科學》的書時,大多數的人都自動聚焦在「科學」這個名詞上,一聽就皺起眉頭說:「這書很難吧!」有些人甚至會勸我,這書賣得沒預期好,就壞在書名有「科學」這兩個字。 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和政治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但科學則和自我啟發或企業經營毫無關係,屬於科學家該思考的領域。對於提到「科學」就認為「這可以當錢花?可以當飯吃嗎?」的企業領導者來說,比爾.蓋茲和祖克柏所推薦的科學書單就是一針見血的忠告。 卓越的領導者之所以愛讀科學書,是因為科學如同經濟與政治,和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聯。看看我們的四周,我們所使用的物品當中,幾乎所有東西都是科學思考與實驗下的產物。就連我們手上的這本書,仔細追究的話,紙張生產、油墨製造、印刷過程等等,也全都是科學和工業的產物。 所以科學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可以當飯吃」的首要學問。近來備受關注的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區塊鏈(blockchain)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寵兒,若沒有以數千年來所累積的科學與工業知識為基礎,是不可能誕生的。 認為「科學與我事業無關」的領導者,或許能以特斯拉汽車首席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故事作為啟發,重新反省自己的想法。被視為積極向上的夢想家,馬斯克為了尋求事業上的創意,甚至是實踐的方法,大量閱讀相對專業的科學書籍。他在剛成立SpaceX(譯註: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馬斯克所創辦的一家民營航太製造商和太空運輸公司)的時候,還是個只會設計電腦程式,對火箭科學一竅不通的經營者。 馬斯克從英國科學家戈登(James E. Gordon)所寫的《結構是什麼?》(Structures:Or Why Things Don’t Fall Down)這本書學到了結構設計的基礎,為了熟悉火箭發射的原理,他甚至涉獵化學家克拉克(John D. Clark)所寫的《點火!:液體火箭推進劑野史》(Ignition!:An Informal History of Liquid Rocket Propellants)這本書。令人驚訝的是,他不僅從這些書裡得到了幫助,在身為SpaceX執行長的同時,也擔任首席設計師,發揮了自己的力量。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讓企業領導者知道,科學絕非是游離在日常生活之外、自成一格的學問,而是可以像閱讀小說一般生動有趣,因此採用了簡潔的敘述結構,在上下班途中也能輕鬆閱讀。由於我的職業是企管顧問,總覺得自己有很強的義務感,不僅要傳達事實,還要將其對個人和組織帶來的啟示、適用於什麼情況等等告訴讀者。在各章末尾,我簡單地提及作為個人、作為組織成員或企業領導者時,該如何接受和利用科學事實的啟示,希望這本書能讓與生活有密切相關的科學,成為讀者日常生活中會經常使用的工具。 我的前作《經營,問道於科學》,主要是以對科學帶有某種程度興趣的讀者為對象,而這本書則採取就算對科學一竅不通的讀者也能消化的方式書寫。按順序閱讀下來也好,看目錄挑選自己有興趣的章節先讀也沒關係。 由於這本書不是科學專業人士寫的,因此對內容想更深度理解的讀者,或許會產生一股對知識上的饑渴感,在書末詳細附上資料出處(論文和報導),盼可提供參考。 最後,希望這本書能消除企業領導者對科學不由分說的排斥,也期盼在讀者閱讀更全面、更專業的科學書過程中,多多少少產生啟發的效果。   ▍ 本文節錄自 劉廷植《為什麼優秀的人都有科學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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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填切結書才能煮飯?專訪獨裁者海珊唯一在世的私人廚師

  起先,我並不知道自己要為海珊工作。 是名叫沙伊.朱哈尼的服務生告訴我,我得去城外一座宮殿報到,那裡離機場不遠。他說那裡有份額外的差事在等著我。 我沒有多想,因為觀光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指派額外任務,比如有哪個外國部長來了,又或者是有哪團訪賓到了,再不然就是有人生日,得給對方做些糖果糕點。我沒有臆測這回又要做什麼,而是直接搭車前往目的地。到了之後,有人放我過管制閘門,有人檢查我是否攜帶武器。接著有個人出來接我,說他叫卡米爾.漢納。對方跟我握手後開口: 「阿布.阿里,有件事你得知道,我的單位負責護衛海珊總統安全,等下就帶你去見他。」 「什麼?」我以為對方在開玩笑。 「等一下我會帶你去見海珊總統。」對方認真地複述。「接下來發生的事,總統跟你說的話,全都是機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在部裡工作了很多年,從未聽聞有任何人幫總統煮飯。我怎麼會突然就跑到那裡去了?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我得簽一份切結書,說我無權將在海珊家裡看見的任何東西告訴別人。切結書上還寫到,如果我違背誓言,就得接受絞刑。 接下來的發展有如電光石火。踏進宮殿不到十分鐘,我人已經站在了海珊面前。我腦中開始拼湊出一些線索。半年前主管請我寫一份履歷,要我填寫所有一起工作過的人及我的家人姓名。當時我還得去警察局申請良民證,跟履歷一起交上去。警察找上我父親與阿巴斯,問我是怎樣的人,有沒有常喝醉,喝醉後會不會鬧事,會不會跟人打架,有沒有跟外國人、庫德人或宗教激進份子接觸,有沒有過法律糾紛。最後,他們還問有沒有客人曾投訴我下毒。他們也去了醫院,跟我的朋友談過。 當時的我以為這很正常,畢竟我要為各國國王煮飯,他們勢必得問這些問題,免得後來發現我其實是個瘋子。 現在想來,他們當時就已經準備要把我派去海珊那裡當廚師。所有人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悉心準備,只有我被蒙在鼓裡。海珊行事喜歡出人意表,也因為這樣,他總是佔有優勢。 然而,我當時對此根本一無所知。這一天,我意外站到了總統面前。他看著我,問道: 「你是阿布.阿里?」 「是,總統。」我幾乎說不出話。 「很好。給我做一份炭烤肉串。」 我向總統行了個禮,然後走向廚房。 ※※※ 卡米爾.漢納陪我去廚房。後來我才知道,他父親也是海珊的廚師,但準備要退休,而我就是要來取代他父親。本來這是幾個月後才會發生的事,不過總統的另一個廚師生病了,所以漢納只來得及把我全身掃過一遍,就決定提前讓我上工。 一整天,他都陪著我,跟我說這個地方的故事,說在海珊底下工作是什麼樣子,而我則邊聽邊做炭烤肉串。你要把肉切成丁,撒上鹽和胡椒,然後像串烤肉一樣,把肉串好,放到火上烤。我還用番茄與小黃瓜做了沙拉,好搭配炭烤肉串。半個鐘頭後,一切都準備就緒,卡米爾把菜端給海珊。再過二十分鐘後,他回來了。 「總統要你過去。」他說。 對廚師來說,跟剛吃過自己做的菜的人說話,是一件很尷尬的事。如果這人還是一國的總統呢?這是兩倍的尷尬。 不過海珊很滿意。 「阿布.阿里,謝謝,謝謝你。你的確是位很好的廚師。」他稱讚我,不過炭烤肉串也不是多複雜的料理就是。 然後他給我一紙信封,裡頭有五十第納爾。按今天的幣值來算,大約是一百五十美金。 「我希望你會同意為我工作?」他接著問。 我行了一個禮,想都沒想便答: 「當然,總統先生。」 我可以拒絕海珊嗎?我不知道,但我寧願不要知道答案。 ※※※ 座落於寬廣街道旁的屋舍,以及每隔幾個路口便一座的軍事檢查站,受到炸彈無情摧殘,已無重建可能。金絲雀般黃澄澄的計程車穿梭於街道中。巴格達堅持走紐約風,所以每輛計程車都得是顯眼的熟成檸檬色。 經過將近兩年的尋訪,我的翻譯兼導遊哈山替我在這裡找到了海珊的廚師。這名廚師叫阿布.阿里,是海珊廚師中唯一一位還在人世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很害怕美國人會因為他替他們的重點敵人煮飯,對他展開報復,多年來都不願跟任何人提起那位獨裁者。哈山花了將近一年,才說服他開口。 最後他同意見我,但也定下幾個條件:我們不會在城裡走動,不會一起做菜,也不能去他家裡拜訪(最後這一項是我提出的要求)。我們只會關在我飯店的房間裡幾天,而阿布.阿里在這一段時間裡,會把所有他記得的事都說給我聽,就這樣。 「他還是很害怕。」哈山解釋道,但很快又補了這麼一句:「不過他想幫忙,他是個好人。」 就這樣,我們在飯店裡等待他的到來。哈山很自豪自己陪過各國記者去伊拉克大小戰事的各個前線採訪,從美國人入侵伊拉克,到伊拉克內戰,再到伊斯蘭國戰爭等,每位記者都毫髮無傷。為了避免我讓這完美的紀錄蒙上污點,他嚴格禁止我獨自外出,就連過馬路到對街也不行。 我沒把他的話當一回事。我飯店旁邊就是捷豹的汽車展示中心,再過去一點是一間大型百貨公司。街上到處都是帶槍警察與保全。這座城市看起來很安全。 但哈山卻提醒我:「我知道大家都笑得和藹可親,但你要記住,這裡面有百分之一的人是壞人。非常壞的人。從歐洲隻身前來的記者對他們來說是容易下手的目標。我不在的時候,不管哪裡,我再說一遍,不.管.哪.裡,你都不能自己去。就算是我們兩個一起行動,也一定要搭有牌的計程車才能出門。」 他還說這裡以前常常會綁架外國人,而那也不過才幾年前。通常只要外國人的公司付了贖金,他們馬上就會放人,但也有些人就真的一去不回。 我是自由記者,連個幫我付贖金的人都沒有。 即便如此,本性難移。我沒辦法乖乖待在同一個地方,所以哈山一回家找老婆,我就出門到我住的這一區來趟晚間漫步。我走過幾間清真寺和服飾店,經過幾名賣火烤瑪斯古夫的小販;瑪斯古夫是當地的鯉魚品種,伊拉克人會用大型火堆烤來吃。接著,我走到當地一家咖啡廳吃冰淇淋。我還跟一位賣水果的小販聊了幾句,他為了齋戒月(Ramadan)的結尾特別栽種了水果。我的行為舉止跟去別的國家、在別的旅途中沒有兩樣。我看哈山未免過度緊張了。 回到飯店,夜已深,我還花了許多時間記錄這次散步的種種,直到過了半夜才深深入睡。 兩個鐘頭後,我被一聲可怕的巨響驚醒。不一會兒便聽見警笛。飯店把燈光和網路都關了。 直到早上我才知道,離我飯店不過幾百公尺遠的地方發生自殺攻擊,奪走三十多條人命。   ▍ 本文節錄自 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獨裁者的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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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眾了解病因就能控制疫情?醫藥史權威:錯誤的知識傳播會催生新的恐懼

  如果誤以為只要辨識出病原體並瞭解疾病成因就能控制流行病疫情,那可是大錯特錯。病原體的存在是人體發病的必要條件,卻往往不是充分條件。微生物以各種方式和我們的免疫系統產生作用,一種病原體可能讓一個人生病,對另一個人卻毫無影響,或者影響甚微。事實上,有許多的細菌和病毒會在人體組織和細胞中潛伏數十年,直到受到特定外在因素觸發。這些因素有可能是另一種微生物引發的共同感染、壓力造成的免疫系統失調,或者是因老化而造成的免疫系統功能下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直把焦點放在這些病原體身上,我們便很難顧全大局。 舉例來說,伊波拉病毒是目前已知最致命的病原體,但其實人類行為才是造成該病毒進入人類世界的原因。過度砍伐熱帶雨林,使帶原的蝙蝠喪失棲息地並傾巢而出,而盜獵者為了食用用途,也會狩獵並屠宰帶原黑猩猩。我們也要知道,伊波拉病毒藉由血液傳染,因此只有當醫院環境衛生條件極差時,疾病才有可能散播,或者傳入都市地區。當我們面臨這樣的處境時,最好謹記知名劇作家蕭伯納在《醫生的兩難》中所表達的觀點:「一個典型的病原體可能不過是現象之一,而非成因。」蕭伯納所言甚是,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直言傳染病幾乎總是受到環境和社會因素影響,而非只與病原體相關。唯有當我們將生態學、免疫學、人類行為學等各種對病原體擴散影響深遠的因素列入考量,我們對該種病原體及傳染病的了解才算是完整而全面的。 幸好我們身邊一直有不厭其煩細究人類與微生物交互作用的醫學家,人類才得以安然生活至今。舉例來說,1959年抗生素革命來到高峰,當時的洛克斐勒研究所研究員勒內.杜博斯(René Dubos)對這種治標不治本的短期特效藥提出抗議。杜博斯身邊的同事早已將戰勝疾病視為日常,甚至認為人類徹底消滅一般細菌感染之日指日可待。杜博斯獨排眾議,即便他曾於1939年成功分離出第一支商業化生產的抗體,卻還是對醫療界這股傲慢自大的氛圍提出警告。杜博斯將人比喻為「魔法師的學徒」,並認為現代醫學已經推動了「一股暗藏毀滅的力量」,而這股力量未來可能會徹底推翻醫學界對理想世界的美夢。杜博斯寫道:「現代人類認為他們已經幾乎完全掌握了形塑自身演化歷史的自然力量,甚至妄想藉此控制自己的未來,從生物學和文化的角度來左右自己的命運。 然而,這不過是虛幻的假象。如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人類不過是龐大而複雜的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而且與其他所有部件緊密串連、密不可分。」杜博斯認為人類能夠徹底戰勝疾病「不過是一種假象,終有一天大自然將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反撲」。 杜博斯爭議性的論點讓他的著作在六零年代深受美國大眾歡迎,但他有關傳染病群魔亂舞的預言卻未受到科學界同袍重視。1982年,杜博斯剛逝世沒多久,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就制定「愛滋病」(AIDS)一詞,用於描述一種罕見的自體免疫症狀。愛滋病從洛杉磯的同性戀社群開始,逐漸蔓延至其他族群,在醫學界投下震撼彈。但疾管中心早該對大型傳染病習以為常,因為六年前就有一場十分相似的疫情。當時的受害者是一群退伍軍人,他們出席了於費城一家豪華大飯店舉辦的退伍軍人大會,緊接著便相繼感染非典型肺炎。社會大眾人陷入恐慌,流行病學家手忙腳亂,心急地想辨識出病原體。「費城殺手」的真身起初讓疾管中心的探員們困惑不已,直到一位微生物學家發現真相,找到了後來命名為「嗜肺性退伍軍人桿菌」的細菌,這種桿菌大量生長於水域環境,其中也包括飯店的冷卻塔。1976年,退伍軍人症使得人心惶惶,紐澤西軍事基地也有一株新的豬流感病毒突然爆發,緊急的情況令疾管中心和衛生官員措手不及,最後造成數百萬美國人民接種了不必要的疫苗。 到了2003年,類似的病狀再次出現,一名年邁的中國腎臟學教授入住香港大都會飯店(Metropole Hotel Hong Kong),引發一場嚴重呼吸道疾病的跨國傳染,專家一開始以為是H5N1禽流感,但後來得知其實是一種促成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新型冠狀病毒。所幸該次疫情並未蔓延成全球大流行,因為有微生物學家精密的探究和史無前例的跨國合作,各地研究員密切交換疾病情報,才讓我們逃過一劫。而自那時起,世界開始見證許多意料之外、甚至是被錯誤低估的傳染病危機。 進步的醫學知識及優異的傳染病監控能力,卻也可能同時散布恐懼。過往我們都一無所知的疫病,現在反而能引起人們的過度警覺。正如救生員會反覆掃視海面尋覓凸出的背鰭,以提前向泳客示警,世界衛生組織也會定期在網路上搜索異常疾病爆發的報告和變異的實驗結果,找尋下一種瘟疫病毒現蹤的訊號。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過分預警其實符合情理,但我們卻得付出永遠為下次疫病大爆發不停憂慮的代價。我們已了解,問題不再是大型傳染病是否會再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在這樣焦慮的氛圍中,公衛專家有時也可能亂中有錯誤按警報。又或者,我們也有可能像西非伊波拉的疫情般,在初期完全低估威脅。 可以肯定的是,媒體在過程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畢竟沒什麼比恐懼更能大賣。然而,記者與部落客通常只是扮演傳聲筒的角色。我並不認為提醒大眾留心新感染源或促成特定習慣,會構成過大的問題,而錯誤的醫學觀點(尤其是流行病學)往往才是荒謬看法的來源。更詳細了解流行病學和傳染病成因,的確能推動流行病預防的巨量進展,醫療技術的進步也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然而我們也該認清,過程中若有錯誤的知識傳播,將持續催生更多新的恐懼與焦慮。   ▍ 本文節錄自 馬克.霍尼斯巴姆 (Mark Honigsbaum)《瘟疫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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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晉,才有殷周?看內亞勢力最前線如何牽動東亞史

  晉文化是內亞文化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也是中國或者東亞大多數時期的主要殖民者。它和東亞或者中國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就差不多與阿富汗和印度的關係是一樣的。從國土面積來說,儘管阿富汗比印度小一些,但卻是印度大多數王朝和征服者的出發點和輸入來源。在歷史最早的黎明時期,內亞文化和東亞文化的分界線就在晉南,但不是今天的山西和河南邊界,而是今天的中條山 。大致上來說,中條山以南屬於中國文化,屬於考古學家稱為仰韶文化 、後岡文化 的地區。在中條山以北,包括今天很大一部分的鄂爾多斯高原和陝西北部榆林的那一小部分,屬於考古學家稱為老虎山文化 、朱開溝文化 、李家崖文化 的所在地。這些名詞都是某一個遺址發掘的地點,名詞並不重要,我們只要知道它的實質內容就行了。簡單地說,它們是廣大的外伊朗文化嶄露頭角、「雛鳳清於老鳳聲」 的第一個體現。這支文化深入東亞,直接刺激了最早的中國政權——殷商王朝的產生。 上古時期的遠東可以分為四大部分:東南亞、內亞、東北亞和中國。中國就是仰韶文化和後岡文化所在的那些住在地洞裡面的居民,內亞文化則是住石頭房子的居民。這一點在朱開溝和李家崖的史前居民身上,也就是最古老的晉人、今天晉人的直接先輩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歷史黎明時期,他們的建築物在今天遠東大陸的四種居民當中是排第一名的,比起東南亞各邦習慣使用的那種竹木樓更結實,比起東北亞各邦經常使用的那種夾雜著土牆的石頭房子更好。他們是純粹的石頭建築,大面積、長距離地修建石頭碉堡和石頭圍牆。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他們的遺址應該是攻不破的。他們有堅固的石頭圍牆,並不像滿洲那些遺址(例如興隆窪遺址),不太重要的地方就用土摻進去。他們要麼依山紮營,要麼在後方沒有山崖的地方修築連綿不絕的石頭牆以組成防線,遺址內部的房子也多半是石頭做的。相反地,南方仰韶文化和後岡文化的居民則是普遍住在地洞裡,用木杆搭一些籬牆和茅草棚子就開始過日子。此時,兩者之間的文明落差已經產生出來了。 同時,最古老的晉文化也體現了敘利亞文化的特徵,例如它的祭祀儀式(它用牛骨、羊骨占卜的方法),體現了巴比倫文化的特徵。敘利亞文化的祭祀方式,與後來《聖經˙舊約》裡描繪的迦南人的祭祀方式很相似。後來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系的一神教興起以後,把他們的祭祀儀式概括地稱之為摩洛(Moloch)崇拜 ,稱他們是殺嬰兒的人,因為他們的祭祀會以嬰兒為獻祭。以色列人以此作為迦南人的罪名,當作以色列人消滅他們的正當理由。所以《聖經˙舊約》上說,耶和華命令以色列人消滅那些搞淫祠 的迦南人。所謂的淫祠包括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因素:第一就是用嬰兒當作祭品;第二就是他們的神廟有類似後來狂歡節的一些因素,有點像後來希臘的酒神節 ,在特定的節日當中,所有參加節慶活動的人都可以放下平時的禁忌,搞各種派對、群交之類的活動。後來羅馬人和迦太基人打仗的時候也說,迦太基人像他們的祖先腓尼基人一樣,也喜歡以嬰兒為獻祭,只不過年深日久,人們富裕了、不那麼虔誠了以後,貴族家庭就開始把自己的嬰兒藏匿起來,不拿去給祭司獻祭,而用平民家庭的嬰兒代替。迦太基人快要被羅馬人打敗的時候,情況緊急,就有人跳出來說,迦太基之所以國運不濟,都是因為你們不再像古人那樣虔誠,於是強迫當政的貴族把自己的嬰兒也拿出來獻祭 。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打敗仗了。羅馬人和以色列人說這句話當然是為了抹黑他們的敵人,但是這些話在考古學研究當中也是得到了證實。 敘利亞文化向東,一直延伸到內亞。我們所知的內亞文化,是上古時期西亞文化的直接繼承者,或說是它的延伸。因為內亞和東亞的文化都比西亞晚,內亞比西亞晚至少一千或者一千五百年,甚至可能晚三千年,而東亞又要比內亞晚一千到一千五百年,所以內亞文化等於是西亞文化的學徒。今天的考古學家在塔里木的小河遺址和其他遺址所發現的祭祀儀式,和《聖經》上描寫的迦南人的祭祀儀式是非常相似的:首先,他們用嬰兒獻祭;第二,嬰兒獻祭的數目是很少的。可以推測,他們真的是為了宗教目的而獻祭,而且很可能像迦太基那樣,要用最高貴的家庭或者最高貴的祭品才能夠得到神明的歡心。秦也是內亞文化的一個分支,秦穆公死後,以三良為祭 。這件事被寫進《詩經》裡,描寫了三良在穆公死後即將被獻祭的景象 。國人因為感到惋惜,所以甘願用一百個人把他們贖回來,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神明要的不是一百個平民,而是三個最傑出的勇士。這是西亞和內亞文化獻祭的普遍習俗。另一個習俗較晚產生,估計已經是在蘇美、巴比倫文化比較成熟的時候才產生出來,就是用各種甲骨占卜的技術,用得最多的是牛羊的肩胛骨,但也包括烏龜殼。這種風俗也普遍出現在河西走廊的齊家文化 和古老的晉文化當中。可以這麼說,晉文化的兩個特徵──精英獻祭,以及用牛羊肩胛骨占卜的技術,清楚地表現出他們最早的祖先來自西亞。 根據傳說,殷周兩系都是古夏的不同分支,而古夏就位於朱開溝文化和李家崖文化所在的地方,以鄂爾多斯和晉北為中心,緩慢地向晉中傳播,傳播到南方接近中條山一帶的時候就停止了,再往南就是仰韶文化和之後的陶寺文化 。順便提一句,陶寺文化非常精確地對應著傳說中的堯舜,而傳說中的堯舜、陶唐所在的地方恰好就是陶寺所在的汾水下游地帶,這個地方就是內亞文化和東亞文化的分界線。內亞文化處於殖民者的地位,東亞文化處於被殖民者的地位,而且因為殖民和被殖民的關係,還產生了殷商這樣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東亞第一代文明。最古老的夏從外伊朗的河中地區開始,一路延伸到鄂爾多斯,最後延伸到晉國,後來的殷周都是夏文化的繼承者。夏文化其實就是最古老的晉文化,因為夏這個地方本來就在晉國的汾水流域。夏文化是殷周兩系的共同祖先,但他們之後的發展有所不同。   ▍ 本文節錄自 劉仲敬《逆轉的東亞史(3):非中國視角的華北(晉、燕、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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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摩斯密碼電報線竟有六十公里長!關於你不知道的電碼故事

  大家都知道用點與線拼成的SOS求救信號,但這東西原來並不長這樣。故事要從十九世紀前半某個人痛失愛妻之時說起。 隨便問一個人「點點點,線線線,點點點」〈‧‧‧─ ─ ─ ‧‧‧〉代表什麼意思,他們大概都能馬上告訴你:這是無線電求救信號SOS。不過,假使山謬.摩斯(Samuel Morse)最早的電碼版本還在使用,那求救信號的長相大概就會很不一樣。 摩斯對密碼的興趣間接來自他替人畫肖像畫的職業。一八二五年他離家工作時收到一封信,通知說他太太病了。不幸的是,等他好不容易趕回家,妻子卻已經過世,連葬禮都已結束,這讓摩斯覺得他一定得想辦法讓長途通訊變得更快。 摩斯曾在耶魯大學唸過電學,他想這門知識或許是讓訊息及時傳遞的關鍵。他看過電磁實驗之後得到單線電報的靈感,並以此申請專利。現在大多數人對電報員的印象都是他們戴著耳機聽摩斯訊號,但最早的電報裝置是在齒輪推送的紙帶上打洞,收到訊號的操作者負責將電碼翻譯成明文訊息。 摩斯的年輕助手阿弗萊德.維爾(Alfred Vail)幫他解決這套裝置一些實用上的問題。一八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美國紐澤西州摩里斯鎮(Morristown)的一棟房屋裡,摩斯與維爾進行了電報通訊的第一次演示。五年後,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鋪設一條六十公里長、耗資三萬美金的電報線,連接華盛頓的國會大廈與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克萊爾山電報站(Mount Clare Station)。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這條電報線正式啟用,摩斯從一端發送那條著名的訊息「上帝所為」(What hath God wrought),讓身在另一端的維爾接收。 摩斯這場演示的成功使得電報網絡在美國快速發展。到了一九五一年,足足有十家不同公司經營從費城、水牛城與波士頓等地通往紐約的電報通訊,而此時美國國內電報線長度總計超過三萬多公里。 在一八五○與一八六○年代,彼此競爭的電報公司之間出現大規模合併現象。第一條跨越北美大陸的電報線出現於一八六一年,將加州與東岸連接起來,小馬快遞(Pony Express)從此一蹶不振。一八六六年,西聯公司(Western Union)成為電報界的霸主。 要解讀摩斯電碼寫的訊息很簡單,因為每個字母都有標準代碼,任何熟知摩斯電碼的人都能直接解出明文。但如果將摩斯電碼合併其他加密方式使用,讓明文內容先變成密文再轉成電碼,只有收訊者知道解開密文的方式,這樣通訊就更加安全。 用法 山謬‧摩斯一開始想的是用特殊密碼本或字典來加密訊息,目的不是要隱藏內容,而是要讓訊息發送更簡便迅速。發訊者從密碼本裡找出某個字相對應的數字碼,再通過電報線傳送這串數字碼,收訊者反過來操作就可解讀。 維爾發現這種方法實際操作起來既緩慢又困難,於是他想出幾種改良的方向,包括使用「發送電鍵」(sending key), 以及把字典改成「美國摩斯電碼」(American Morse Code)系統。這些改良在摩斯發送「上帝所為」訊息時都已落實。 美國摩斯電碼使用九種不同長度的點、線與空格來加密字母、數字和符號。電碼的一個特徵是字母與字母、單字與單字、還有句子結束的地方,空格長度都不同,這樣收訊者才能分辨怎樣斷字或斷句。電報網絡向美國各地、拉丁美洲和歐洲擴張,摩斯電碼的使用也迅速獲得推廣。 今天我們透過SOS訊號所熟知的摩斯電碼,其實大部分出自德國電報學先驅佛里德里希‧克烈門斯‧格爾克(Friedrich Clemens Gerke)的手筆。格爾克縮短線條訊號的時間長度,並把最常用的字母代碼縮短,以此簡化這套電碼。一八六五年,摩斯電碼的國際標準化版本終於被各國採用。無線電報的時代在十九世紀末來臨,摩斯電碼的使用程度也有爆炸性的增長。   ▍ 本文節錄自 馬克‧弗雷利《密碼的故事:人類史上最重要的45種密碼與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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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首相回顧311核災當下:好幾晚,我都獨自在腦中模擬著最壞的劇本

  即使現在距離大地震與核電廠事故已經過了一段時日,事發第一周的嚴峻狀況,依然歷歷在目。 自從三月十一日發生大地震之後,我連續一周都住在官邸。獨自一人的時候,就直接穿著防災服,在首相辦公室後方的會客室沙發上小睡。但所謂的小睡也只是躺著休息而已,大腦依然轉個不停,拚了命思考著地震與海嘯的對策、核電廠事故可能會擴大到什麼程度,又該怎麼做才能阻止事態惡化……我完全沒有入睡的記憶。   車諾比事件與東海村核輻射事故   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的記憶依然鮮明,我考量到第一時間行動的重要性,首先緊急派出自衛隊。 當然,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核電廠事故。雖然在車諾比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曾讀過相關報告,對於核電廠事故的恐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故竟然會發生在日本。 有別於日本,當時蘇聯的車諾比事件是由舊式的石墨慢化反應爐所引起,因為反覆的操作失誤導致核子反應失控爆炸,釋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就我當時的理解,這起事件歸因於使用舊式反應爐,以及蘇聯的技術程度不夠完備。但日本擁有世界頂尖的核電技術與優秀的技術人員,因此我一直相信日本的核電廠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故。 但很遺憾地,我後來才發現,這不過是「核能村」所創造的「安全神話」。 在此之前,日本發生過最嚴重的核電廠事故,是一九九九年的東海村核輻射事故。這是一起因為處理核燃料的公司管理鬆散所導致的嚴重事故,造成兩名作業員因輻射暴露而身亡。 我當時雖然基於關心而詳細調查,卻只知道這起事故由人為疏失造成,沒有意識到可能帶來更嚴重的核災。現在回想,人類犯錯原本就稀鬆平常,核電廠事故的預防也必須以此為前提,我為當時沒有應用這個教訓而深切反省。   福島核電廠事故   我就讀東京工業大學(下文簡稱東工大)時主修應用物理學,具備基礎的核能知識。雖然未曾設計過反應爐,也不是核能專家,但多少比文科出身的政治家稍微有點「概念」,這些知識能夠幫助我掌握核電廠事故的狀況。 地震發生後不久,我就接到報告:福島核電廠啟動了自動緊急停止裝置,所有發電機都停止運作。我記得自己聽到的當下鬆了一口氣,但隨後就傳來「海嘯影響下失去所有電源」「冷卻功能停擺」的消息。我幾乎因衝擊而表情扭曲,因為我知道發電機停止之後,如果不繼續冷卻,最後將導致爐心熔毀。 我在這次事故之前,從來沒有去過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後不久,我透過祕書官調查才知道,福島第一核電廠有六座機組以及七座存放核廢料的燃料池,而距離大約十二公里的第二核電廠也有四座機組與四座燃料池。第一核電廠六座機組的發電量是四六九.六萬千瓦,第二核電廠四座機組則是四四○萬千瓦,合計九○九.六萬千瓦。而車諾比核電廠一號爐至四號爐的發電量合計為三八○萬千瓦,因此福島核電廠的發電量約為其二.四倍,且車諾比發生事故的只有四號爐,因此福島第一與第二核電廠的核燃料與核廢棄物量是車諾比四號爐的好幾十倍。 我再次震驚於東京電力公司(下文簡稱東電)設置於福島縣的核電機組,竟然如此集中,一想到這些機組如果失控將會引發何等景況,就不禁背脊發涼,而我的擔心最終成了現實。   核電廠事故惡化   災難發生後,松本龍防災責任大臣為了應變地震、海嘯,立即進駐危機管理中心,並在北澤俊美防衛大臣、負責管理警察單位的中野寬成國務大臣(國家公安委員長)、消防管理單位的片山善博總務大臣等人的配合下,立即出動軍、警、消人員。 另一方面,誰也無法想像核電廠事故後續將如何發展。我除了負起首相的責任,設立處理震災與核電廠事故的應變指揮中心之外,同時也繃緊神經注意核電廠事故的動向。 核電廠事故朝著惡化的方向發展。原本即使輸電線的電力中斷,也能靠著緊急備用的柴油發電機輸送電力,但當時連緊急用發電機也因海嘯而停止,核電廠失去了所有電源。 在接到東電的請求後,為了緊急冷卻裝置,我們立即安排電源車前往支援,但最後卻因為插座不合等理由,導致電源車無法派上用場。   初期應變   核電廠事故的初期應變不順利,令我感到非常焦慮。 主導核能事故處置的行政單位,原本該是核能安全保安院,但保安院在初期救災階段卻完全派不上用場──既無法說明現狀,也提不出任何關於後續的預測。 我曾擔任過厚生大臣(現在的厚生勞動大臣)與財務大臣,當時各部會官員都是相關領域的專家,一般而言,他們在大臣指示之前就會先討論好方針,並對大臣提出建議。但在這次的核電廠事故中,最早前來進行事故相關說明的核能安全保安院長,並非該領域的專家,無法提供充分的解說,之後也沒能呈報任何關於未來預測的方案。 為此,我不得不在事故發生後的初期階段,就在官邸建立以「首相輔佐官」與「首相祕書官」為中心的情報蒐集體系。   燃燒不盡的核電廠   核電廠即使插入控制棒,停止核分裂反應,核燃料仍會繼續釋放衰變熱,如果不持續冷卻,反應爐就會因水分蒸發而形成空燒,最後將導致爐心熔毀。因此,緊急停止裝置啟動後也必須持續冷卻。但福島核電廠的冷卻功能卻因為失去所有的電源而停擺,陷入無法發動冷卻裝置的嚴重狀況。 如果發生事故的是火力發電廠,即使燃料槽起火,事故也終將因為燃料燒盡而平息。當然會造成嚴重災害,但區域與時間都有限。要是狀況危急,就應該撤離從業人員;如果無法更進一步處理,消防人員即使撤退也無可厚非。 但核電廠事故卻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失控的反應爐如果置之不理,狀況只會隨著時間而惡化。燃料燃燒不盡,放射性物質將持續釋出。這些放射性物質將隨風擴散,而且更麻煩的是,放射能的毒性即使過了長時間也不會消失──鈽的半衰期是兩萬四千年。 一旦核電廠釋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即使事件平息,人們也無法靠近,狀況將完全失控。換言之,「先暫時撤退,重整態勢後再想辦法處理」的方式,反而會讓事故更難收拾。 如同報導,在事故發生第四天的十四日夜晚到十五日清晨,東電提出了從事故現場撤退的要求,這代表他們將放棄十座機組與十一座存放核廢料的燃料池,而這樣的要求,將日本推向了可能就此毀滅的難題。   最壞的劇本   核電廠事故發生後的那一周是場惡夢,災害接二連三擴大。 後來才知道,一號機早在三月十一日,也就是事故發生第一天晚上八點左右,爐心就已經熔毀。當時雖然有報告顯示水仍淹過燃料棒,但其實水位計早已失靈。隔天十二日下午,一號機發生了氫爆。緊接著三號機也在十三日發生爐心熔毀,十四日發生氫爆。十五日早上六點左右,我在東電總公司接到二號機發出衝擊音的報告,而四號機幾乎在同時發生了氫爆。 我已經開始獨自思考「最壞的劇本」,想像災害將擴大到什麼程度。 事故發生後,美國指示在日本的美國國民撤離到距核電廠五十英里(八十公里)以外的範圍。許多歐洲國家也關閉東京的大使館,遷移到關西。 如果全部機組都失控,所有機組與存放核廢料的燃料池,將在數周至數月內熔毀,釋放出龐大的放射性物質。如此一來,就無可避免地必須大範圍撤離包括東京在內的居民,到時候該怎麼做,才能維持避難的秩序呢? 除了撤離一般民眾之外,也必須考慮遷移皇居等國家機構。 事故發生後,我好幾天都在夜晚獨處時,腦中反覆模擬著避難的劇本,但直到三月十五日清晨發生東電撤退事件之前,都沒有與任何人商量。因為我認為事態過於重大,說出口的時機也必須謹慎考慮。   核能委員長的劇本   距離我在腦中思考「最壞的劇本」的大約一周後,多虧現場作業員、自衛隊、消防員等人拚了命地注水,核電廠在二十二日逐漸脫離最壞的危機,但我依然透過細野豪志輔佐官,委託核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駿介先生,針對災害擴大的狀況進行科學評估,若最壞的情況接連發生,計算避難區域將擴大到什麼樣的範圍。 近藤先生在三月二十五日送來了一份名為「福島第一核電廠意外事件綱要整理」的文件,後來被媒體稱為「官邸製作的『最壞的劇本』」。 這是根據最壞狀況的假設所做出的極端技術性預測,文件中寫到:「假設氫爆破壞了一號機的核子反應爐圍阻體,造成輻射劑量上升,所有作業員撤退,無法透過注水冷卻的二號機、三號機反應爐,以及一號機到四號機的核廢料燃料池所釋放出的放射性物質,將可能使強制撤離區域達到半徑一七○公里以上,允許有意願者撤離的區域將達到包含東京都在內的二五○公里以上。」 專家的科學計算證實了我個人的想法。「果真如此!」我的背脊感受到冰凍般的涼意。 為了避免誤會而在此說明,這份「最壞的劇本」中提到的半徑二五○公里,指的並不是必須立即避難的區域。根據預測,即使最壞的狀況發生,在演變到需要從東京撤離之前,也有幾周的緩衝時間。   《日本沉沒》成為現實   即使如此,半徑二五○公里也包含除了青森縣之外的幾乎整個東北地區、幾乎整個新潟、一部分的長野縣,以及包含首都圈在內的關東大部分地區,居民人數大約五千萬人。換句話說,這五千萬人都必須撤離。根據近藤先生「最壞的劇本」預測,如果只任由放射線物質自然衰減,必須避難好幾十年,才能等到年輻射劑量下降到可供人類生活的程度。 「多達五千萬人長達數十年的避難」──即便是科幻小說,大概也只有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  能夠預想到這種狀況,國外恐怕也沒有可供參考的前例。 這份「最壞的劇本」,確實並非基於官方的正式委託製作,我也沒有指示政治家或官員根據這個假設,擬定避難計畫。我們並未實際進行任何關於避難的規畫。 換句話說,「五千萬人避難計畫」只是我自己在腦海中模擬的劇本。 我腦海中的「避難模擬」大致有兩套,其中一套是在數周內撤離五千萬人的執行計畫。如果在下達避難指令的同時,沒能提出讓人民確實遵守的計畫,絕對會造成嚴重恐慌。 現在的日本不存在戒嚴令,除非發動近似於戒嚴令的強制命令,否則不可能井然有序地撤離。 然而在準備如此大規模的避難計畫時,也必定會在準備階段洩漏情報。現今媒體發達,除了大眾媒體之外還有網路,情報管理非常困難。我的意思不是難以隱瞞情報,而是難以正確傳達資訊以避免引起恐慌。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進行首都圈的避難計畫呢?執行起來必定超乎想像。 除非政府完全接手鐵路、道路以及機場的管理,否則不可能按照計畫移動吧?那麼,無法自主行動的住院者、照護機構中的高齡者,又該如何撤離呢?是否應該至少先撤離孕婦與孩子呢?有無數的問題必須考慮。 皇室應該在哪個階段避難,也必須謹慎判斷。 身為政府,除了民眾的避難之外,也必須考慮國家機構的避難──這是實質上的遷都。中央部會、國會、最高法院都必須遷離,其他眾多行政機關,也必須撤到半徑二五○公里之外。平時光是擬訂計畫就需要兩年,不,或許更久,但現在從計畫到實施,都必須在幾周內完成。 雖然日本人在大地震時冷靜的行動獲得國際好評,但若要在幾周內撤離五千萬人,恐怕就會成為人間煉獄。五千萬人的人生都遭到破壞,《日本沉沒》化為現實。 請各位想像一下自己接到避難指示的狀況。 這不是搬家,所以撤離時必須放棄身家財產。這時能夠帶走的東西有哪些呢?能夠和家人一起行動嗎?該逃到哪裡呢?如果西日本有親戚,或許可以暫時寄人籬下。但就算好不容易撤離了,工作該怎麼辦?房子該怎麼辦?孩子的就學問題又該怎麼辦呢? 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的居民,就實際面對著上述殘酷的現實。約十六萬名撤離當地的人,懷著這樣的不安度過一天又一天。工作、孩子的學校等將來前景都昏暗不明,不安隨著時間逐漸擴大,福島的人承受著極大的艱辛。當需要撤離五千萬人的時候,等著我們的將是超乎想像的困難與混亂吧?而這並不是幻想,差一點就要成為現實。   ▍ 本文節錄自 菅直人 《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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