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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中國夢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 從政治、網路、創新、經濟、環境、外交政策，詳細解讀習近平的施政模式與未來發展。 書籍資訊：《習近平與新中國》 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不斷強化，也為中國外交政策帶來新要件。中國內部呼聲漸高，主張中國應該挺身而出、塑造國際慣例與制度，在全球舞台扮演世界領導人的角色。眼見美國正為擺脫經濟不景氣而苦苦掙扎，中國經濟、軍事與外交政策資深官員認為，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早已預期這個現象會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中國軍方受益於十幾年來預算以兩位數字增加，作戰能力與野心俱增。到二〇〇〇年代末期，中國領導階層不再只是口頭宣示對東海與南海的主權，開始以軍事力量實現這些主張。率領一小群資深官員監督這些南海行動的人，正是習近平。 雖然中國在經濟與外交政策上連連得勝，到習近平上台時，中國內部政治與經濟生活出現重大矛盾的感受也逐漸加深。共產黨已經失去意識形態理性，對八千多萬黨員中的許多人而言，黨員資格不過是個人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墊腳石而已。習近平在崛起途中列為首要打擊對象的貪腐，已經成為充斥全黨上下、整個經濟體無所不在的弊端。此外，三十年持續不斷的經濟成長雖為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經濟利益，但北京並沒有處理好環保與醫療這類公共財的需求。隨著許多國有企業解體的社會福利網沒有完全重建，而且更關鍵的問題是，社會福利的分配跟不上不斷變化的工作型態腳步：兩億多名在城市工廠或建築工地揮汗的民工無法合法生活，不能在工作的城市享有醫療或子女教育的福利。到了二〇一〇年，中國各地的民眾抗議事件增加到超過十八萬起。就連中國經濟成長也開始放緩，儘管仍以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速度成長。幾位體制外的中國與西方經濟學者敲響警鐘，指出中國經濟有結構性弱點。以投資帶動成長的做法已經造成傷害，公債與公司債飛速飆高。此外，儘管在低成本製造業上取得驚人的經濟成果，在作為世界先進經濟體指標的創新或服務業發展方面，中國卻毫無成就可言。當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時，儘管曾有重要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成就，但胡錦濤時代已經成為所謂「失落的十年」。習近平掌權以後決心改變中國走向。 習近平接班 在二〇〇〇年接受《中華兒女》雜誌專訪時，當時擔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談到對領導的看法。他說，身為新領導人需要在前任「打下的基礎上做好自己的事」，但也要「在上任第一年提出自己的計畫，做新的事」。他將領導比作接力賽，繼任者要「接好棒子」，「跑好這一棒」。十年後，在二〇一二年第一次記者會中，習近平再次舉出這個接棒的比喻，說黨領導階層的責任在於「接過歷史交付我們的棒子」，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但接到棒子後，習近平與他的團隊決定採取不同於過去的方式前進：他們要以截然不同的新戰略，加快步伐。他們決定放棄集體領導，把習近平拱上最高領導人寶座，強化共產黨與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的角色，並力謀提升中國在世界事務的發言權。這些做法並非全新。有些計畫，例如加強黨內肅貪、在南海與東海採取更果斷的行動等等，反映出胡錦濤任期（二〇〇七到二〇一二年）後半、甚至更之前的動向。但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將這些計畫不斷擴大，終於造成國內政治生態，以及中國在區域與全球舞台角色的轉型。（舉例來說，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南海的挑釁行動雖然屢見不鮮，但北京直到二〇一四年以後才在南海大舉填海造陸、將人造島礁軍事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在描述中國現狀時向我表示，習近平開啟當代中國史第三個三十年。沒錯，他已為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畫下句點。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正式上路。 中國的第三次革命 習近平革命的終極目標是他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過，如前文所述，習近平的前任也有這個目標。習近平這次革命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採取的戰略：由他領導下的激進中央集權；政府加強對社會的滲透；構築無形規章與限制牆，對理念、文化與進出中國的資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以及大舉投射出中國的國力。它一方面再次主張政府對中國內政與經濟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國際上扮演更具野心與擴張的角色。 習近平擔任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這些年來，他的體制與個人權力不斷擴大。與之前幾任領導人不同的是，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要求軍方與黨領導人向他效忠；並透過全面肅貪剷除政治對手；建立所謂的「習核心」，宣示他在傳統集體領導中的最高權威。就許多標準來說，習近平都是中國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 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也著手擴大政府在社會扮演的角色，加強黨與政府管控。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二〇〇〇年撰文討論毛澤東到鄧小平的轉型過程時指出：「如果社會滲透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那麼退出社會就是鄧小平時代的重大標誌。政府滲透與操控的組織機制正大幅裁減或完全解體。」但中國目前的領導階層已經發動一套激進的改革，讓黨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減反增。舉例來說，政府雖然歡迎非政府組織幫忙完成共產黨的目標，但鼓吹改革、或在政治生活上尋求更大發言權的人，如推動婦女、勞工運動的社運人士等等，遭到拘押下獄的風險卻有增無減。此外，儘管保證繼續開放市場，中國領導階層卻不斷加強黨與政府對經濟的管控。 這種政黨的控制加強也用來保護中國社會與經濟，使它們不受外國的競爭與影響。習近平建立一道看不見的法規與技術障礙壁壘，限制外國理念、文化、有時還限制外資進入中國的管道與機會。不過這道牆可以選擇性的穿透。雖然穿透進入牆內的東西愈來愈少，但穿出牆外的東西卻愈來愈多。舉例來說，習近平透過中國媒體、孔子學院（中國政府贊助的語言與文化中心）與智庫，將中國的理念與影響力大舉推向外界。習近平政府也鼓勵瞄準特定產業或國家的資金流出中國（但不時也會限制流往其他產業或國家的資金）。 在胡錦濤統治期間，中國逐步放下在國際事務保持低姿態的政策，開始積極參與全球規範、制度的訂定。而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加速這種轉型。他建立中國在海外第一個軍事後勤基地；在歐洲與亞洲戰略性港口大舉投資；讓中國以領導人之姿參與氣候變遷等全球性挑戰的處理過程；並提出一些貿易與安全體制的新建議。習近平要以嶄新的方式展現中國國力，奪回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中心位置。 他的許多改革要件，例如以黨領導階層嚴格控制資訊流通，對業者加強管控等等，以及北京在國際事務上轉趨主動的做法，也曾出現在中國其他朝代。但無論怎麼說，這些作為與中國近代史大相逕庭。習近平追求自己的政治與外交政策模式：他要建立中國特色模式，實現他的中國夢，或許還能因此為其他不滿歐美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建立一個榜樣。 書籍資訊：《習近平與新中國》 易明 史塔基金會（Starr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也是外交關係理事會亞洲研究所主任。她是獲獎作家，也是國際公認的中國內政與外交政策問題權威，從中國的環境挑戰到中國的全球治理角色都是她的寫作題材。她同時也是全美電視電台廣播節目的常客，並經常應邀為美國政府機構與公司提供咨詢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