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政策第76期

編輯室報告
兩岸互動中，臺灣總愛以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來期待兩岸的關係定位：「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整體國力的突飛猛進，以及臺灣政經情勢的逆轉之下，「以小事大」的智慧領悟變得更加具體且日益急迫。臺灣要體認自己雖小，但不可魯莽滅裂；要機警圓融，但不要自速其禍；雖小，但要獨特關鍵。
本期2018年3月《理論與政策》共刊登四篇專論與兩篇政策觀察。第一篇專論〈追問法律的意義：從西方法學流派的觀點為探討〉係由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徐振雄教授兼主任秘書撰寫。本文從西方法學理論，即自然法論、法律實證主義及其衍生流派，包括法律社會學、實用主義法學、法律唯實主義、批判法學，乃至顛覆現代法治基石的後現代法學，聚焦探討核心命題：法律是什麼？法律應該是什麼？以及法律制度應該如何運作？由於各法學流派的觀點歧異多元，「法律定義的多樣化」就是直接源於各種理論的競相爭逐的結果。本文主張可以採取合作綜觀的態度，在各法學流派爭辯的同時，仍能部分梳理出法的存在基礎及價值，將有助於真實理解法律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
第二篇專論〈事件涉入、品牌忠誠與危機溝通〉係由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姚惠忠教授與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吳榮晉碩士撰寫。本文以三星寫手門事件為案例，運用調查法，探討危機溝通對涉入程度不同的消費者是否產生不同的溝通效果，企圖了解危機溝通對品牌忠誠度不同的消費者是否產生不同的溝通效果，以及綜合事件涉入程度與品牌忠誠度等情境下，分析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對組織的危機溝通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本文研究發現在危機情境下，以品牌忠誠度來劃分公眾類型優於以事件涉入程度來劃分。唯面對低忠誠度消費者而言，高涉入比低涉入者有更強烈的情緒反應與負面口碑。本文結論建議，企業應培養品牌高忠誠度的消費者，以期危機發生時，能用較低的成本或代價度過難關；對於品牌忠誠度低的消費者，企業應掌握即時回應原則，盡速讓危機事件落幕。
第三篇專論〈從分配正義看臺灣新政黨崛起之意涵〉係由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政治經濟組廖嘉馨碩士生撰寫。本文關心的核心問題為：太陽花學運與近年來新興政黨的崛起對臺灣社會有何種意涵？區域經濟整合是否會加重民眾對政府分配不正義的不滿？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是否應將分配正義視為優先考量？本文首先探討ECFA停擺及臺灣新政黨的崛起與分配正義的關聯性，並分析區域經濟整合是否加劇分配失衡的可能性。本文最後強調，就「輸家」選民對於市場經濟整合反撲的現象而言，臺灣經驗與歐美經驗是不謀而合的，主政者應該在市場機制中，同時積極思考如何救濟「輸家」選民，若未能在全球經濟整合過程中，以民生主義政策達到分配正義，則選民都會將不滿反映在每次的投票結果上。
第四篇專論〈威權政治與臺灣的現代化轉型〉係由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三年級吳天為同學撰寫。吳同學以中國大陸新生代的立場，從過去大陸學者對臺研究的資料中，形成他對威權政治促使了臺灣邁向了現代化過程的理解。本文指出政治發展是現代化的核心內涵，政治發展的高低直接決定社會現代化的程度，而現代化常常依賴威權政治的統領與推動，透過權威政體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充分調動整個社會力量，有效實現現代化的進展。以臺灣為案例，本文認為過去的威權政治為臺灣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結構性前提和經濟發展活力，來自三個面向：務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導向；領導人強烈的現代化自覺；實行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型經濟。本文結論說明，到了1987年之後，由於政治生態、社會結構以及經濟方式的改變，讓政治上的種種限制逐漸開放，威權統治徹底失控，臺灣和世界民主化潮流趨於一致，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本期有兩篇政策觀察，第一篇政策觀察〈「促轉條例」、「去蔣化」與結構性健忘—評執政黨現有的文化政策傾向〉係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倪仲俊副教授撰寫。本文以「結構性健忘」概念為論述基礎，說明民進黨執政後只談過、不談功的歷史真相，並非歷史的全貌，只是因應現實政治需要所產生的歷史，亦是鼓勵選擇性的遺忘，來達到動員或整合族群的目的。運用「促轉條例」及「去蔣化」為操作的手段下，本文指出民進黨現行以「建立臺灣主體性」為核心的文化政策，其最終目的是為成就臺灣國族的建構。本文最後強調，民進黨忽略了臺灣多元族群的現實，又缺乏公民社會的足夠共識，貿然遂行去中國化、去蔣化的結構性健忘操弄，只會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多的衝突，反而不利族群的和解。
第二篇政策觀察〈評析中共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屆數之限制〉係由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桂宏誠兼任副教授撰寫。從中國大陸政治體制及其憲法的變遷脈絡中，本文探討此次中國大陸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限制的國際關注議題。本文指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是「以黨領政」、「先黨後政」的「黨國體制」，因此對此項修憲的結果，若能從1982年制定現行憲法時的背景和理由出發，並配合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特色觀察，將較能正確掌握此次修憲的目的及其可能的後續影響。本文最後認為，習近平成長於文革時代，又是在幹部四化政策下獲得歷練與拔擢，更懷抱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他未必有鄧小平的威望，故要透過黨章和憲法的修改以及人事的布局，來確保其權力地位的穩固與政策路線的貫徹。
最後，感謝諸位編輯委員的費心參與編輯審查，以及編輯團隊的鼎力協助與編校，讓本期能順利出刊。


總編輯 陳暉淵 謹識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