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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讀書共和國 發表日期:

《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在最險惡的總編輯室裡掀起革命吧!

 

警衛眼神瞄了過來,開口問我來訪目的為何。過去的十八年裡,我一直是駐外記者,編輯總部遠在天邊,難怪這警衛認不出我也是報社的記者。他要求出示證件,我手伸進口袋裡才發現證件沒帶在身上。

「真是的!」我驚呼,皮夾被我忘在家裡了。

「沒帶證件您就不能進去。您跟誰有約嗎?」

「聽著,我其實是來……」

說來可笑,花邊新聞版的主編「閒話一哥」,這時不知從哪冒出來,大喇喇誇張地說著: 「這不就是新來的總編嗎!是新來的總編!」

眾祕書群裡的其中一位向我們這跑了過來,連忙澄清是場誤會,此時的警衛已羞愧地恨不得鑽進地洞躲起來。那時我心中自問,該不會這就是個徵兆,提醒著這一切將會比我想像中的還更困難重重。畢竟,被他擋在門口的這號人物,可是西班牙史上最令人跌破眼鏡、難以置信的新任報社總編輯。

就報紙發行遍及全國的報社而言,位居總編輯者大多已在政治圈樹立權勢,或是終其一生在陰謀詭計及競爭敵對中爭權奪位後,才可能坐上此位。一直以來僅帶著記事本與老Nikon相機的我,不過是個從被世人遺忘卻充斥戰亂的偏遠國度裡發送報導回國的駐外記者,不斷地在不見終點的革命中旅行著。我從沒管理過任何團隊,也從未曾擁有過國內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或企業家的電話。對於報社編輯總部,我向來不感興趣,認定這輩子可以懷抱著已有的小小成就,不用使喚別人也不用被使喚,好好過日子。

但那時的我,接下的不僅不是一般的主管職,甚至還是編輯總部的總編輯大任。

在這間報社內最貴氣逼人的辦公室裡,近三十年來有許多重大決策及獨家新聞在此談定,足以擊潰政府,摧毀(或挽救)某人政治生涯,揭露國家機密、陰謀策劃等。《世界報》(El Mundo)的總編輯室,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最具影響力的核心權力之一,無論是君王、法官、部長、名人、作者、歌手、地方權貴人士及其追隨者,無一不奉承。儘管近幾年其重要性已漸漸衰退,仍是有權勢者所畏懼的場域之一。

我踏進來時,正是媒體大環境最差的時期。那時我們報社的實體報紙流通量,七年來連續衰退,總跌幅超過六○%,只好引進更多廣告,變成多達半數版面全是廣告,人人活在經濟危機導致的低氣壓中,甚至出現因為不願意支付記者的計程車費,就乾脆不去報導某些新聞的狀況。

《世界報》為國內數位報紙的先驅之一,但《國家報》(el País)已奪走我們在網路世界的領先地位。報社編輯總部士氣低落,多年來減薪又裁員,但受創最重的,其實是已擔任四分之一個世紀任期的時任總編兼報社創辦人貝德羅.何達(Pedro Jota Ramírez)。至於因為遲遲沒能繼承何達的總編輯職位,而總被我們戲稱為「查爾斯王子」的卡希米洛.賈西亞(Casimiro García- Abadillo),縱使終於坐上了等待許久的總編大位,也只撐了十五個月便被迫讓位。國家整體背負著經濟受創的傷痕,又遭遇自轉型民主法治社會以來前所未有的緊張政治局勢,害怕失去特權而緊抓不放的既得利益者,與對既有政權造成威脅的新政黨,以及向掌權者卑躬屈膝的某些媒體,趁我們正脆弱時,聯合重擊媒體新聞自由,程度可謂自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以來最為嚴重。

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錯?

 

與警衛釐清誤會之後,我繼續朝著報社的編輯總部走去,同時一陣熟悉的胃刺痛感跑了上來,成為記者之後,我每每遇到重大事件與抉擇時總是如此。例如,第一次聽到:「希門內斯,卡拉班切區(Carabanchel)有抗議活動,你快去。」而被派出門採訪時;還有為了設立亞洲特派新聞中心,我所搭的班機飛抵香港的那刻;以及,滿懷可能會碰到《危險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電影裡曾出現的奇幻境遇,甚至連多重口袋戰略背心都穿好了,首次出發面對天災與戰爭混亂現場的那個當下。然後我很快就覺悟了,知道自己選擇了一份很特殊的工作,只要稍不注意,人生就可能完全翻轉,至於會翻轉成何種形式,連我自己都無從選擇。已經歷過婆羅洲屠殺事件的我不禁自問:若類似事件再發生,我遇上了還會像上次如此驚恐嗎?曾目睹並身處印度洋大海嘯後滿地屍首的慘況,幾天過後屍臭仍然瀰漫不散,但我卻還能忍受,難道是我對這些需要被報導的災民,已不那麼在乎?從前會來敲門借鹽的鄰居都可能突然被屠殺,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待了這麼久,這些暗黑陰影,多少也會跟著我回到家鄉嗎?

然而與我預想的相反。不是阿富汗鄉間、緬甸暴動處或蘇門答臘廢墟,那些我認為記者更該去的地方,讓我留下陰影,而是這個辦公室,讓我看盡權力鬥爭,看清某些人如何對付其他人。難道我也將會為了保護自己的一小片天地,而與那些人同流合汙,合謀背叛他人?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漠視記者該有的專業及高尚情操嗎?我會變得像那些人一樣嗎?

在報社編輯總部發表就任演說時,我提及稍早要進來報社時遇到了些麻煩,也說道,如果警衛每天都在我進大門前把我擋下來,質問我是誰以及來這裡做什麼,並非是件壞事。因為這能隨時提醒我:自己一直就是個記者,而非經理或什麼政治人物;這總編的大椅若坐得太舒服,我可能就會變得像那些人一樣。我承認,接下總編輯職位為我帶來許多不便,因為我幾乎不認識這裡的同事,我在西班牙也沒有人脈,想當然一定有其他比我更適合這職位的人選;但我承諾會學得很快,放下成見彌補不足。我能夠不欠任何人情就坐上這位子,我也不要任何人欠我人情。

我向大家說:「該我離開這裡的那天,我的背包會與今天帶來的一樣,輕盈沒負擔。」

演說接近尾聲時,我以承諾會與記者及讀者們站在同一陣線上作為結尾,接著非刻意地,轉向一旁聽到我說這些話的董事們,對他們說記者及讀者的一切也在他們之上。「樞機」臉色變了,但很快就又勉強擠出笑容。那天下午,我們在「二樓」他的辦公室裡開了第一場會議,他對我的發言表現出友善且默許的態度,但也如此評價我:「相信我!你說的我完全都理解。我認為那是很聰明的發言,因為現在此時先取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重要,你也非那麼說不可。」

我回他:「我說的全都是實話。」

「很好,很好,非常好。但很快你就會發覺,真實世界裡並沒那麼容易。我會全力幫你。」

「你知道嗎?」我打斷他如此言之過早的結論。「我從沒想過你會這麼有膽。」

「有什麼膽?」

「有膽到敢把我找來坐這位子。為這家報社,如此傳統的媒體進行改革。國內還沒人敢做這種事。」

「樞機」笑了出來,藏不住聽到我如此評論他之後的竊喜。

「那是因為我們倆還不夠熟。我們倆在同一艘船上,你可別忘了。雖說找你來的人是我,掌握了你的前途,但想也知道,其實我的前途才是操之於你,你是我最後一顆子彈。」

「樞機」說的我都懂:若連找我來當總編輯都沒法把報社搞好,義大利財團主可是會要他提頭來見──他自己的而非我的。短短兩年之內,他已接連辭退兩位總編輯,不僅付出巨額賠償金,也使得報社內外動盪不定。若同一件事一直做不好,不可能光歸責第三者。實際上,認識這家報社歷史的人都知道,沒人能倖免於米蘭來的指令。然而「樞機」在每次危機與內鬥中都能優雅脫困,在解僱潮、破產威脅、政治紛擾之中,將與其對立者──無論是真的敵人或是假想敵──都一一除掉。他不費吹灰之力,連西裝也沒被弄皺地就達到目的,髒事幹盡,卻沒任何怨言出現或與人交惡,以他「樞機」的暗黑方式,謹慎地將反對他的人作掉,讓別人在計謀迷宮中走失,自己卻能全身而退。報社編輯總部裡有個玩笑,若因核災世界末日到來的話,隔天日報上就會出現五個專欄全寫著「蟑螂與『樞機』都生還了」。

 

這十八年來我與「樞機」只見過三次面,第三次他就邀我來《世界報》當總編輯。他飛來美國找我,那時已獲得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Nieman fellow)的我正在休假。跟著他來的還有一位剛從加州找來的專員,負責將公司改造得更現代化,還馬上就有人幫他取了綽號叫「矽谷小子」。我們約在紐約東城萬豪酒店,他們跟我談了所有計畫:報社過去遇到的困難及損失,以及必須從根本上作一番全盤變革。他們說,我是報社裡很重要的成員,但正好遠離內部權力鬥爭;這些年我從世界各地發回來的報導,令報社編輯總部人員都對我心生景仰,也使報社在國際化與數位化上能與時俱進。我告訴了他們我的計畫,真做下去未來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以及質問他們是否真的願意,下賭注在一個至少需三年才會見效的改革計畫。做下去可能遭遇強烈抗爭,而且會與過去數十年來習慣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樞機」聽完,看了「矽谷小子」一眼,說:「就跟你說他是我們要的人!」

「樞機」對我說:「我答應你。公司會支援你,給你足夠的時間及媒體資源讓你執行你想做的計畫。」

我從沒想到他會承諾給我那些資源,但若有我當然欣然接受,因為我想主導的這項計畫,是從我獲得獎學金後一直想做的。有時就是要願意相信承諾,生命中才會出現有趣的事。即便某些人的承諾有可能是假的。

「我們來革命吧!」當我們走在曼哈頓的路上,「樞機」這麼說了。

「我們來革命吧!」「矽谷小子」也覆誦了「樞機」說的。

「就這麼辦!」我這麼回應著。

在紐約的濛濛細雨下,讓一名記者去當一間報社總編輯的事,一個如此魯莽的決定就這樣談定了。

 

總編輯室的空間相當寬敞,位於大樓的角落且面向大街,以有色玻璃做為隔間。外頭的人看不見內部,但總編輯從裡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無論是編輯們稍作休息跑出去抽菸,或「樞機」跑去迎接某個部長來開會,全都看得一清二楚。除了花色繽紛的地毯及一幅無趣的畫之外,裡頭不見任何前兩任總編輯留下的蹤跡。不過在我之前的總編輯卡希米洛.賈西亞則是留了一位好同事給我,也就是我的新祕書,亞美莉雅(Amelia)。

自創社以來,亞美莉雅一直都是報社中負責協調並解決報社編輯總部裡麻煩事的祕書群之一。她們要接電話、安排出差行程、分送聖誕節禮品、熟知國內聯絡窗口蹤跡、訂花送去重要人士的喪禮,包含與報社關係不好的重要人士也都要送。即便有新血加入,大部分的祕書都從我還是「菜鳥」時就認識我,在我外派生涯的歲月裡,她們對我來說比較像是「母親」,而非只是祕書。亞美莉雅曾經在我失聯好幾天時,幫我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她也幫我在沒人想去的出差地找到地方過夜;她在我快沒錢可用時匯錢給我,而不過問錢是花在賄賂邊境警察了,還是花在酒吧裡跟其他記者廝混;當我沒辦法發新聞回來時,她也曾幫我寫下我的口述新聞內容。看見她就坐在我辦公室前的接待桌時,感覺就如同單獨赴宴卻巧遇親戚般開心。

我告訴她:「能看到你在這,我真的非常高興。」

在澆熄我的熱血前,她回了句:「你終於回來了。」接著說:「你知道的,我很樂意幫你處理所有事,但我只能幫到你安頓好為止。下午的時間我有私事要辦,不能來工作,而你需要一個能全心全力幫你的人。你得另外找個祕書來代替我,她們工作能力都很棒,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亞美莉雅說我們該為辦公室加點裝飾。

「這麼空蕩蕩的太悲傷了,會讓人感覺只是暫時的。而你這次回來,就是為了要留下來久待的,不是嗎?」

「我可以放張與孩子笑得很開心的合照嗎?主管辦公室不是都這樣裝飾的嗎?」

此時,科學版的主編巴布羅.豪勒其(Pablo Jáuregui)出現了。他為我帶來了個歡迎禮:一張貼紙,上頭寫著阿波羅計畫總指揮官吉恩.克蘭茲(Gene Kranz)的格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一邊重複念著,一邊把它貼到辦公桌正前方的櫃子上,最顯眼的位置。這下子辦公室裝飾好了!

亞美莉雅拋出一個不認同的眼神,盯著我。

「好啦,好啦!我保證之後有時間,再來想一下怎麼裝點。」

同事們紛紛跑來道賀,最先出現的是我外派前就一起工作過的前輩們。我的就任,對他們來說無非是個制度上的劇變。我成了前上司們的上司,也成了我記者生涯中同期奮鬥友人們的上司,還是一小部分對總編輯之位有雄心、也長年努力工作卻被無情漠視的人的上司。

無論是否成為總編輯,我自認是始終如一,但很快地,我就發覺自己與同事們間出現了鴻溝,只有在「大記者」出現時,那種距離感才會消失。他是報社裡最優秀的專欄作家之一,有天他來辦公室找我,上下左右仔細端詳了一番,好似第一次進到這裡,然後笑著對我說:「哇靠!」

「是阿,哇靠!」我回應他。

我們從彼此都還是菜鳥記者時就是好朋友,每天一大早我們在報社編輯部碰面時,總妄想著要是有哪個資深同事睡過頭就好了,這樣就可以改派我們去採訪西班牙深層黑暗面的某些犯罪事件,或者報導山林大火,或近期的緝毒行動。之後我被派到亞洲,當我深入報導馬尼拉貧民窟時,他則是被派去馬德里邊陲地帶的提歐萊蒙德井貧民區(Pozo del Tío Raimundo) 採訪故事。我報導著巴基斯坦的拉瓦平第(Rawalpindi)的傷殘聖戰者時,他也正作著國內海洛因受害者的報導。當我作著中國經濟繁景新聞時,他則作著對西班牙經濟危機感到絕望人士們的故事。每次只要我回到馬德里,就會跟他以及羅馬的特派記者伊蓮娜.赫南德茲(Irene Hernández Velasco)一起約在十九世紀吉拿棒店(Churrería Siglo XIX),大談這些年來,我們投入了多少自己最珍貴的時光在這行裡,卻有好多挫敗。最後一次碰面時,大家臨走前抓了張餐巾紙,在上頭親手寫下了我們理想中的報社該具備的最基本條件:具獨立性且開放。無法被收買。對所有意見想法具包容力。願意報導人們關心的事。願意賭一把報導重要的故事。我們想把它取名為《正直報》(El Normal)。

「那張餐巾紙你還留著嗎?」「大記者」問我。

我回他:「我還留著。」

「總編大人,你聽著,」一如當初我們在吉拿棒店時的對話語氣,他說,「我知道我必須要尊敬你,我也的確很尊敬你。但如果你願意聽,我會繼續像以前一樣,直來直往地告訴你我所有的看法。大部分人對你講話會挑好聽的說,我不會那麼做,我的直言對你才有用處。」

我回他:「好,但從今天起,我也會對你出的報導,完全如實地告訴你我的想法。」

「一言為定。」

「若寫得很爛我會毫不留情狠批。」

「你好樣的。」

「別妄想總編輯會給你什麼特權,加薪更不可能。」

「大記者」只想當個說故事的人,對其他職位完全沒興趣,他也知道,我不可能會要求他去做其他事。

「你知道我擔心的是什麼嗎?」他很嚴肅地繼續說,「我知道你的為人,所以我怕你根本不清楚你現在淌了什麼渾水。你駐外太多年了。這裡的事你不懂。要坐好這個位子,你可能還不夠心狠手辣。我的意思也不是說,你非要變成心狠手辣的人不可,懂嗎?」

我回他:「你聽我說,我們一起來做《正直報》。」

「那有什麼問題,總編大人!」他一邊說著,一邊往門口走去。「門要幫你關上,還是開著就好?」

「開著,謝謝。」

 

▍ 本文節錄自 大衛‧希門內斯《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一本直擊新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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