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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表日期:

成為「彩虹之國」的南非,真的擺脫種族歧視了嗎?

 

曼德拉於一九九四年成為南非總統時,他也是將手按在胸口,用阿非利肯語唱國歌。在任職演講時,曼德拉身穿極為簡樸的三件式藍色衣著,這是南非人跳舞時所穿的裝束,而他在演講中談的是一個「彩虹之國」。當多數南非黑人反對橄欖球國家隊裡全是白人時,曼德拉卻在南非隊於主場獲得世界盃冠軍之際,身穿橄欖球隊隊服獻上獎盃並歌頌「跳羚」—這長期以來是阿非利肯人的象徵。曼德拉還與維沃德的遺孀在後者居住的全白人市鎮內共進晚餐,並吃著南非麻花卷(一種編織的甜甜圈再沾上黏黏的醬),他們很自然地以阿非利肯語交談。

出奇的是,曼德拉總統任內沒有改動多少種族隔離時期使用的名稱。南非政府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而不是推動審判,以提供一個不需懲處的認罪機會、一個不需恐懼的作證機會。有時候曼德拉會反對重新命名事宜,他反對將那些與曾關過他的阿非利肯人名字相關的街道、機場、紀念碑等加以更名。對於將維沃德水壩變更為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盧圖利(Albert Luthuli)首長命名一事,他有所保留,因為他意識到這是將一位阿非利肯政治家的名字改成非洲民族大會黨員之名。

曼德拉在一九九四年時曾告訴某間報社,他對於南非國會維沃德樓要改名一事感到困擾,部分原因乃是維沃德的孫子與其妻子都是非洲民族大會黨員。曼德拉解釋道:「無論(維沃德的子孫)多麼唾棄種族隔離制度,那個人依然是他們敬愛的祖父,我們不能如此麻木不仁地特別針對他們。」曼德拉補充道,必定會有某些變革發生,且會有「部分群體會感到沮喪」,但整體而言,他對於更名事務頗為謹慎。大多數的新興政權,都希望將地景重新貼上標籤以擺脫過去,以顯示這個世界變化之大;曼德拉採取的則是相反作法,或許,保有昔日舊名稱是一種讓革命看起來不那麼像革命的策略,免得讓和平狀態變得薄弱。

姆貝基(Thabo Mbeki)接任曼德拉的總統職位,他推動更多變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內又設置了南非地名委員會(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Names Council),後者已經變更了八百多個名稱(其中有四百多個地名是因其包含了種族主義用語「卡菲爾」kaffir)。南非全國的街道名稱也開始變動,許多城市甚至一口氣撤換幾十個路名,光是德爾班(Durban)這座城市,就變更超過一百條街道名,可是在不久之後,很多路牌居然遭到破壞或噴漆。

即便是南非黑人或「有色」人種,都不一定肯定這些變動。有許多南非人抱怨,新設的街道名太偏重非洲民族大會及其英雄人物。因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是以祖魯人為主的政黨,他們曾遊行抗議將以因卡塔自由黨領袖命名的曼戈蘇圖高速公路(Mangosuthu Highway)改為葛里夫.麥贊吉高速公路(Griffiths Mxenge Highway),以紀念非洲民族大會的行動分子;其他人則質疑,為什麼德爾班內的道路竟然以切.格瓦拉為名,那個人和南非又沒關係;此外尚有人批評,以甘地(Gandhi)命名的新街道太過「墮落」,它竟然就位於城市的紅燈區內。

引起最大爭議的, 莫過於非洲民族大會堅持設新路名以紀念宗多(Andrew

Zondo),那個青少年曾在購物中心內引爆炸彈,殺死了五個人,包括一個小孩(宗多後來告訴法庭,他曾試圖打電話示警,但郵局的所有電話都通話中)。受害者的親屬聽聞竟然有「安德魯.宗多路」,為此流淚哭泣;但對於許多人來說,身為非洲民族大會成員的宗多是個自由鬥士,他的行動是為了對抗警方的野蠻與濫殺行徑,而這是他所知的唯一作法。

然而,有別於安德魯.宗多路,茨瓦尼(普利托利亞)地區提案的新路名並不紀念會引發爭議的人物。馬斯摩拉(Jeff Masemola)是一個老師,也是反對種族隔離運動者,而且是全南非服獄最久的政治犯;亨因斯(Johan Heyns)是阿非利肯人,作為一位牧師,他反對種族隔離乃是神之旨意,並且支持種族之間通婚,後來,他在普利托利亞的家中被暗殺,子彈穿過他的頸子,當時他正在與妻子及孫子打牌;博帕培(Stanza Bopape)是個年少的行動派人士,後遭到警方電擊刑求致死,屍體被棄置於滿是鱷魚的河流裡。博帕培的名字取代了哪條路?答案是,教堂街。

我聯繫上修曼(Werner Human),他是阿非利論壇的律師,我想要知道,紀念重要南非人士的命名事宜,為何會成為憲法法庭的案件。修曼剛成為一位驕傲的新手父親,於是我們倆出乎意料地聊了許多關於睡眠的事。當我們開始談起這個案件時,他首先表示自己對於法庭十分尊敬,但他依然強烈地主張道,阿非利肯人的街道名稱應當保留,經過一陣子,我意識到我們所談論的,已不再是這個案件本身,甚至不是街道名稱。於是我問他,在現今的南非當一個阿非利肯人,究竟有多難?

修曼停頓一會才啟齒:「阿非利肯人整體上受到敵視,只因為我們企圖在此案件上有所捍衛,我們其實遭受許多糟糕的、可惡的言語攻擊。」有很多人甚至畏於表示自己是阿非利肯人。他告訴我說:「我們爭取的是在太陽底下有『一個』位置,而不是要求在太陽底下的『那個』位置。」他又說:「我不認識任何朋友,或是我所處的任何圈子,會否認種族隔離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如果他期望在社會中有一個合理的位置,他「必須」承認這個錯誤,他說:「我們要說的是,這不是我們被定義的唯一方式,不是所有在一九九四年之前的事情都是壞事。」

 

▍ 本文節錄自 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門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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