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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城邦文化 發表日期:

在社群普及的時代,「文化」已經成為無所不在的武器

 

凡是藝術家都知道,柏拉圖曾經主張,應該將藝術家逐出社會。柏拉圖相信,我們都活在完美形式世界的黯淡陰影當中,他又認為,藝術是危險的仿製品,與理想形式的世界隔了三層之遠。他擔心藝術會挑起平民百姓的激情,蒙蔽理想國所需的客觀理性。

柏拉圖的觀點,與當今社會的運作邏輯肯定是背道而馳。美國就是一個淹沒在氾濫的文化產品中的消費社會。我將電影、線上程式設計、電競遊戲、廣告、體育活動、零售門市、音樂、美術館,以及社群網絡經營,全都當作是藝術的一部分,因為這些事物全都在影響我們的情緒、行動,以及我們如何理解身為公民的自己。再者,即使政治人物永遠不會自稱為藝術家,但當談到治理(governance)的權謀時,每個都懂得作秀(showmanship)與公關的價值。在撰寫這本書時,儘管我想置之不理,柏拉圖的警告卻縈繞不去。因為挑動激情,以及訴諸我們每個人私密面的藝術技巧,都已經與權力密不可分了。

我在《文化操控》這本書裡,並不是要揭發某套文化陰謀,指出有些幕後黑手,運用文化對我們洗腦。我想要解釋的是,掌握權力的那些人以哪些方式使用了文化,來維持與擴充他們的權力,以及我們在此過程中也全都扮演了角色。經過整個二十世紀直到今天,這個世界已經見證到,前衛派長年以來的要求,也就是讓藝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經實現。藝術與生活,事實上已融為一體。

這些論點乍聽之下,都稀鬆平常得令人吃驚。我們都明白,媒介是影響了世界如何運作的決定性要件。我們也了解,廣告已經防不勝防地滲進了消費者生活的許多面向。我們甚至也明白,帶風向(spin)已經成為政治形勢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最後,我們也理解,為迎合我們的感受方式而雕琢訊息(message-craft)、並且操縱世界,已是深植於每種權力機制的做法。所以,如果上述這些都已經不是新鮮事了,那為何還要寫這本書呢?

簡單來說,依賴於塑造我們思考方式的各種產業,已經來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文化作為一種部署在每個層次的全球策略,已經變成了一種深刻而無所不在的武器。傳播與公關部門已經成為了每家企業必不可少的單位。全球的廣告支出在二○一五年達到了六千億美元。地球上七分之一的人在用臉書。到了二○一一年,年齡兩歲至七歲的兒童已有九十一%玩過電子遊戲。在美國,青少年每天盯著螢幕的時間將近九個小時。在急速擴張的文化領域裡,這些都還只是可計量的部分而已。該問的哲學問題更是多不勝數:這一百年來,音樂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是如何改變的呢?一個人看得了幾部有腳本的電視節目呢?有多少更有創意的方式能用來形塑城市呢?

而我們也尚未體會到,使用權力的種種技術,已經發生了多麼劇烈的變化。尤其我們還在用原本的方式解讀世界,彷彿半個世界仍穩穩立於理性根基之上。我們身上的全球DNA,讓我們自認是理性的主體(rational subjects)。但是,一旦我們發現自己其實是這麼地情緒化和感性,這種啟蒙時代的思維或許就會退場了。

像這樣放下對於自身理性(rationality)的啟蒙式信仰,無疑要借助許多偉大思想家的立論基礎,其中既包括了阿多諾與葛蘭西等人,也有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迪克.赫比奇(Dick Hebdige)、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以及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較當代、也較不結構主義的取徑。但我在本書援引其中的某些理論時,主要仍是為了弄清楚,這些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組織機構──如蘋果直營店、臉書、房地產巨頭等族繁不及備載──其影響力究竟有多麼強烈,對於文化的操弄又有多麼精熟。

我想呈現的,是文化在各種用途的概略解讀。我們會先簡單的定義文化。在此過程中會開始看見,從伊拉克戰爭中的弭平叛亂(counterinsurgency)戰術,到宜家家居的發跡、搖滾樂團為了援助非洲而演唱、麥金塔電腦的設計、再到反毒戰爭……無處不是文化的蹤跡。此處的文化,看來像是由許多殊異的現象拼湊而成──刻意如此。權力是明白可見的掌握在民選官員中,時常被無能所掩藏。在我們的世界裡,許多形式的權力都有種種巧妙的途徑,可以觸及我們這種亟需關懷、心懷恐懼、又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

我對這本書最重要的期許之一,就是呼應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很久以前說過的一段話:民主這種會出錯的方案,在修辭上必須說主體具有理性,但這樣的主體坦白說並不存在。事實上,要把這些技術全部掩蓋起來時,理性主體的幻覺極為有用。對聯想的力量與情緒的各種用途有所理解,會比透過資本主義的觀點,更能解釋美國的選舉。就像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也曾試圖從柴契爾的崛起,來理解英國庶民為何會背棄工黨;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也曾拼命想了解,勞動階級為主的堪薩斯州為什麼會投給共和黨;而馬克思也曾經問過,法國人民為何會在一八五二年支持路易.波拿巴這個暴君。而我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透過文化研究來回答,人民為何無法理性行動。

透過靈活且大規模的廣告企劃,就能鼓勵某個消費者購買可口可樂,要證明這件事雖然不難,但說不清楚的地方在於,各種廣告手法的加總效果,究竟是如何影響了該名消費者的意見與行動。同樣說不清楚的還有,當政治人物運用文化操弄時,無論是用於對外還是國內的戰爭,又會造成哪些附帶結果。如此運用情感的累積效應,導致非常紊亂棘手的社會情勢。這就像是文化版本的溫室效應,改變了我們對周遭世界的感受。

我們若是從權力對文化的使用來解讀權力,就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事。舉例來說,權力在操縱媒介與公眾感知的同時,也帶出了社會運動的種種策略與弱點。許多媒體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與社會運動都借鑒了廣告技巧,使訴求更引人注目,這些做法固然由來已久,但了解到文化運用本質上就是把雙面刃,仍會有所助益。從幾項簡明的事實就更能看出:如驅策恐懼的速度比驅策希望更快,訴諸情緒依靠的不是真相,或是理性不見得會驅動熱忱等,都是如此使用文化行動導致的危殆處境。

 

▍ 本文節錄自 納托.湯普森《文化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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