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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大塊文化出版 發表日期:

獲得權力的第一步是讓其他人看見,接著是上演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親愛的讀者,讓我來告訴你,這本書如何成形的。二OO三年夏天,溫蒂.W.威廉斯與瑪麗.哈爾內特來到我的議事室拜訪我。她們帶來一項提議:「不管妳喜不喜歡,人們一定會寫關於妳的事。我們建議妳指定妳信任的正式傳記作者。我們兩位志願擔任這個工作。」溫蒂和我在一九七○年代屬於同一陣線。我們當時一起投入承認女性平等公民地位的法律。溫蒂是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女權組織「平權支持者」(Equal Rights Advocates)創建人之一。我在美國的另一岸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女權計畫」共同發起人。我們了解也協助彼此在公眾教育、法律與訴訟工作方面的工作。當溫蒂加入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教職後,我們繼續保持密切的連繫。而瑪麗是這所法學院的客座教授,也是該學院「女性法律與公共政策協會計畫」的主任。瑪麗有智慧、見多識廣,還有著像法國人說的「sympathique」(親切愉快)的氣質,在我看來,她是與溫蒂一起完成這項自傳計畫的好夥伴。我沒有半點遲疑,當下答應了她們的提議。

我們原本預計這本書在自傳之後出版。然而,因為我在最高法院的年資持續增加,溫蒂與瑪麗認為,把我的自傳終版延後到我的大法官歲月快結束時比較好。所以我們調整了原本計畫好的出版順序,先將這本選集送到你的手上。

「妳從小就想當法官嗎?」或者,更誇張地,「妳從小就想當最高法院大法官嗎?」這是來最高法院拜訪我的學童最常問的一個問題,至少每個星期都會有學童來參訪。而這個問題,是一大進步的表徵。對今日的年輕人而言,女孩嚮往法官的工作一點都不古怪,這與我剛進法學院的古早年代(一九五六年秋天),是強烈的對比。當時女性在全美國法律專業的比例,只占不到百分之三,而且只有一位女性曾經在聯邦上訴法院任職。今天,全美國一半的法律系學生,以及三分之一以上的聯邦法院法官是女性,包括美國最高法院裡九位大法官中的三位。美國的法學院院長有超過三○%是女性,而且在二十四%的《財星》美國五百大企業中擔任總法律顧問。在我漫長的人生中,我見證了如此巨大的改變!

我是多麼地幸運,活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能在立法者與法院之前,成功籲請男性與女性在基本憲法原則下實現平權地位的時代,並且在這個時代裡身為一位律師。女性主義者,尤其是關心這個議題的男性,已經敦促這件事好幾個世代了。然而直到一九六○年代末,社會還沒準備好關注他們的請求。

是什麼讓我能夠參與解放我們的兒女們的行動,讓他們得以盡情發揮他們的天份,沒有人為屏障阻擋他們的去路?首先,是一位以身作則的母親,讓閱讀成為一件樂事,而且不斷建議我要「獨立自主」,不論未來命運如何,都能為自己捍衛。第二,是在成長過程中影響或鼓勵我的師長們。在康乃爾大學,歐洲文學教授夫拉迪米.納布科夫(Vladimir Nabokov)改變了我閱讀與寫作的方式。我從他身上學到,文字可以畫出一幅畫。他陳述說,選擇正確的字,以及正確的文字順序,可以在傳達一幅影像或一個理念上,造成巨大的不同。從憲法教授羅伯.E.庫須曼(Robert E. Cushman)與美國理想(American Ideals)教授米爾頓.康維茲(Milton Konvitz)身上,我學到我們國家歷久彌新的價值、我們的國會如何在一九五○年代紅色恐慌時期遠離這些價值,以及律師們可以如何提醒立法者,我們的憲法保障人民思考、言論與書寫的權利,人民有免於遭政府當局報復的恐懼。

在哈佛法學院,班傑明.卡普蘭(Benjamin Kaplan)是我第一個,也是我最喜愛的老師。他在他的民事訴訟課上使用蘇格拉底的方法,總是激勵我們,從來不刺傷我們。卡普蘭是我一九六三年到八○年的教學生涯所效法的模範。在哥倫比亞法學院,憲法與聯邦法教授傑拉德.岡瑟(Gerald Gunther)執意要把我安排進聯邦法院的工作,即使有一個當時被視為一大阻礙的情況:畢業時,我是一個四歲幼兒的母親。花費很大一番力氣後,岡瑟完成了這項任務。往後數年中,進入或即將送進最高法院的訴訟案件,我都會向岡瑟尋求協助處理棘手的議題,不論是實質上或程序上的問題,他永遠都能幫助我找到正確的道路。

另一個我在公開演講時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妳有什麼好的建議要與我們分享嗎?」有的,我有。這個建議來自我老練的婆婆,是我結婚當天她對我說的。「在每個美好的婚姻裡,」她提出忠告:「有時裝聾作啞一下會很有幫助。」我勉力遵守這個勸告,結果不只在家庭中順利走過五十六年無與倫比的婚姻夥伴關係;我也把它運用在每個工作場合,包括美國最高法院。當某人說出一個無心或無情的字眼,最好不要理它。畢竟憤怒或厭煩,並無法增進你的說服力。

我公公給我的建議,對我也有很大的幫助。他給我這則忠告時,是在一九五四年至五六年我的空檔年,當時我的夫婿馬丁即將結束他在奧克拉荷馬州錫爾堡(Fort Sill)的炮兵長兵役。一九五四年底,我確定懷孕了。我們即將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為三口之家,但我很擔心隔年將得帶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進入法學院。我公公的忠告是:「露絲,如果妳不想讀法學院,妳有很好的理由抗拒這項任務。如果妳做這樣的決定,沒有人會看貶妳。但是如果妳真的想學法律,妳就不會擔心,而會去找方法兼顧孩子和學業。」所以,我和馬丁就這麼做了,在上學的日子裡,我們請一位保母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照顧孩子。後來很多次,每當我遇到不平順的事,便會想起公公的智慧,不浪費片刻發愁懊惱,而是去找到方法,把我認為重要的事完成。

「工作—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這個名詞在我的兒女小時候,還沒有發明;它適切地描述了我所體驗的時間分配。我從來沒有懷疑,我在法學院的成功,絕大部分是因為我的寶貝珍(Jane)。下午四點前,我上課、認真學習;接下來的幾小時是珍的時間,我們去公園、玩好玩的遊戲,或者唱有趣的歌,讀繪本和米恩(A. A. Milne)的詩,然後幫她洗澡、餵她吃飯。珍睡覺後,我重振精神與意志,回到法律書上。我生命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從另一件事當中提供一些喘息,這賦予我分辨輕重緩急的感知,這是只受法律訓練的同學們所缺乏的。

我的人生中有許多幸運,但最大的幸運莫過於我與馬丁.D.金斯伯格(Martin D. Ginsburg)的婚姻。對於我這位超級聰明、活力充沛,永遠充滿關愛的夫婿,我實在筆墨難以形容。在本書中有兩篇文章,他可以為自己說明。讀這兩篇文章,你就會知道他是多麼特別的一個男人。我們結婚之初,他很快明白,下廚不是我的強項。令我們喜愛食物的孩子們(一九六五年詹姆斯[James]出生後,我們成為四口之家)永遠感謝的是,馬丁讓廚房成為他掌管的地方,而且成為我們家的最高主廚(Chef Supreme),可以借給朋友,甚至是最高法院的最高主廚。

一直到我們的兒子出生時,馬丁不斷給我許多指導,他是我的評論文章、演說、各種法律案件摘要草稿的第一位讀者,在我兩度因癌症住院時,他總是陪伴我進出醫院。我不諱言,沒有他,我不會獲得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席次。當時的白宮副幕僚長羅恩.克萊恩(Ron Klain)提到我於一九九三年的提名案時說:「我很確定,而且清楚地說,雖然露絲.貝德.金斯伯格的確應該被遴選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若沒有她的夫婿做了他做的每一件事來成全,她也不會被選上。」這裡所指的「每一件事」,包括獲得我的家鄉州參議員丹尼爾.派翠克.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最大支持,以及集結許多熟悉我過去成就的法學院成員與執業大律師的協助。

我已經多次說過,我現在擔任的職位,至今已超過二十三年,是任何地方的律師所能擁有最好,也最累的工作。最高法院主要被交付的工作,是修補聯邦法律的斷裂處,當其他法院的意見與相關聯邦法的要求不合時,適時地介入。因為最高法院主要審理的,是其他法律專家對於某個法規或合憲性建議分歧的案件,所以我們處理的問題,很少是簡單的;它們很少有不容置喙的正確答案。然而,經由我們在會議上一起辯論,隨著更深入與精準的對話,透過傳閱、回應與草擬意見書,我們最終大多會形成共識,而不是尖銳的分歧。例如上一個年度會期(二○一五~一六),在完整的簡報與辯論後,至少最後判決時,我們在六十七案中,有二十五案一致通過。相較之下,我們只有八次是以五對三票或四票對三票(斯卡利亞大法官去世時,大法官人數減為八人),呈現意見上的分歧。

當某位大法官強烈認為多數大法官是錯的,她能自由地說出她反對。當我認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會善用這項特權,我的同仁亦然。雖然我們在極重要的議題上強烈意見不同——例如政治活動花費、平權行動、墮胎權——但我們對彼此真心尊重,甚至享受彼此為伴。同僚間的融洽氣氛是我們任務成功的關鍵。若我們無法「過這一關」——用斯卡利亞大法官最愛的一句話來說——我們便無法做好《憲法》任命給我們的工作。我們所有人都尊敬《憲法》與最高法院。我們的目標,是確保當我們離開最高法院時,政府的第三權(司法體系)會和我們當初加入它的時候一樣,依然安然無恙。

稍早,我說到我所見證到女性職位的巨大改變。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幅畫中仍然情況慘澹的部分。在美國與全世界,最貧窮的人是女性和小孩;在教育與資歷相當的情況下,國內外女性的收入落於男性之後,我們的工作場所不夠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而我們也尚未設計出杜絕工作場合性騷擾與家庭暴力的有效方法。然而,我樂觀以待,相信召集所有「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天賦的行動,將會持續。如我勇敢的同事,美國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珊卓拉.黛.歐康諾(Sandra Day O’Connor)所言:

 

對男性與女性皆然,獲得權力的第一步是讓其他人看見,接著是上演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當女性拿到權力,障礙將會倒下。當社會看見女性的才能,當女性看見女性的才能,將會有更多女性出來做事,而我們將因此過更好的生活。

 

我衷心贊同這項盼望。

 

露絲.貝德.金斯伯格

二○一六年七月

 

▍ 本文節錄自 露絲.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瑪麗.哈爾內特(Mary Hartnett)、溫蒂.W.威廉斯(Wendy W. Williams)《我是這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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