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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天下文化 發表日期:

從專注找回自在

進入電影配樂的世界

林強、雷光夏

從看見陌生的美麗開始,探索生活的多方可能。日常也能擺脫重複,處處都是獨特的驚喜與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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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樂的國度裡,音樂訴說的不只是自己的故事,也因此讓人體驗另一種自由和寬廣。

林強、雷光夏從侯孝賢電影《南國再見,南國》開始合作,他們各自的音樂人生也因為參與電影配樂而有了新的轉折。在這篇文章中,兩位音樂人以對談方式回溯當時交會的火花,以及從自我創作跨入配樂的心路歷程。

雷光夏(以下簡稱雷):在我的大學時期,台灣社會沉浸在生命力勃發的氣氛中。經濟上一片榮景,政治上適逢解嚴,開放報禁,逐漸出現不同的媒體,每個人開始重新塑造、組構自己的主體性與自我認知。

當時我最喜愛歌手陳明章,以及集結許多不同屬性音樂人的「黑名單工作室」。「黑名單工作室」製作出十分精采的概念專輯,收錄了不同語言及風格的樂曲,呈現台灣社會的政治情況與市井小民的心聲。

在此時期,林強經典的《向前走》專輯也誕生了。我曾告訴林強,當時的他實在既帥氣、歌曲又好聽。大學時的我雖較傾向是個「文藝青年」,對於眾人喜愛的偶像總持保留態度,但見到電視上林強穿著牛仔褲、白T-shirt在剛落成的台北車站內熱舞,仍被他的韻律感與勇敢強悍的特質所吸引。

林強(以下簡稱林):我們常僅能透過媒體認識公眾人物,因而產生自己的想像。請別誤會,我既不勇敢,也說不上創意。當時的我更像是一件商品,完全由唱片公司安排、設定。我當然尊重那個第一印象所產生的想像,但其實那並非我的本意。

戒嚴時期在學校講台語會被處罰,解嚴後終於有機會,於是我便想以母語來唱歌,僅僅如此單純,其餘皆是加諸於我身上的期待而已。企劃宣傳人員希望塑造一位唱台語歌的年輕人,展現解嚴不久在整個主流體制下逐漸覺醒的本土意識,而我恰好符合這樣的需求,所有的目光便投射於我身上。

雷:文化研究中也有相關的理論,講述媒體上的形象與實際的自我形象逐漸剝離,最後可能連本人都認不出螢幕上出現的自我形象,即使那是所有觀眾認同的。若非身在其中,旁人可能無法了解那種感受。在現今這個自拍或自媒體的時代,或許對外呈現與真實自我之間的距離也值得質疑。

從唱片圈出走

林:以唱片走紅之後,賺錢變得容易,讓我有能力買房、買車。也許創作者本身便較為多愁善感,努力爭取到夢寐以求的物質生活後,內心依舊空虛,卻不曉得為什麼。而做為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必須配合許多社會現實中的遊戲規則,不見得能滿足各方期待的形象,其中產生許多矛盾。

當時我自問,過著物質條件不錯的生活,四處有人索取簽名、合照,與專心創作音樂相比,這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嗎?

我遇見侯孝賢導演這位生命中的貴人,他告訴我,假如不想繼續唱歌,是否考慮加入電影製作的行列,我就這樣開始參與電影工作。不過一開始我僅是在眾人討論劇本時旁聽,或在拍攝現場坐在導演組旁觀察,思考自己如何參與其中。

拍攝《南國再見,南國》時,我第一次接觸電影配樂。剛開始由於並非出身科班,連五線譜也看不懂,僅能以吉他簡譜和弦創作。因故事描述的是社會邊緣人,我想音樂應該也朝向這樣的類型,便參考了許多非流行歌曲,包括「友善的狗」、「台灣地下音樂檔案」、「水晶唱片」這些唱片公司,也因此結識了雷光夏。

歌手時期的林強雖然紅極一時,卻讓他自問:「這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嗎?」

從加入電影《南國再見,南國》的拍攝與配樂製作開始,林強逐漸找回自我的形象。

融入電影黑幫角色

雷:我認識林強時,他已完成《向前走》、《春風少年兄》、《娛樂世界》等專輯,似乎想與所謂的「唱片產業」或「唱片工業」割離,在與現實抗拒的張力狀態下,開始隨侯孝賢導演拍攝電影。

拍攝《南國再見,南國》時,林強飾演一名黑幫的小嘍囉,他當時完全融入到角色當中,似乎那便是自己真實的模樣,那是何種表演方法?

林:當時侯孝賢導演知道我缺乏表演經驗,便要求我將戲服帶回家,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在平日便保持角色的狀態。我每天起床後即穿上戲服,讓自己一起床、一踏出家門便成為那個角色,而非拍戲時再進行轉換。

電影製片也安排我們拜訪南部的黑道堂口或酒店、賭場。我還記得曾到過高雄的鹽埕埔,因為當初是曬鹽的地方,四處是沙地,所以被稱為「沙仔地」,由幫派成員帶著我在高雄各處遊玩。直到電影殺青的一、兩年後,我依然過著類似的生活。

當時還仗著拍電影這樣貌似正當的理由縱情於聲色犬馬,那幾年的狀態約略是如此。那樣的經驗使我發現,人墮落的速度比想向上學習、提升的速度要快上許多。

回到音樂世界

雷:西方樂壇有「二七俱樂部」的說法,多位搖滾樂手因為音樂創作名利雙收,但抵抗不住隨之而來的權力、欲望與誘惑,恰好在二十七歲時殞落。當我認識林強時,內心經常感到驚訝,他雖然不若外表冷酷,待人十分親切,但總覺得他潛藏著憂鬱及憤怒。

林:侯孝賢導演使我有機會在音樂與電影中追尋創作上的提升,思索一名音樂工作者的本分,他也提供了創作的環境。我由此開始學習電影配樂,也幸運的學到音樂技巧以外,對音樂創作至關重要的事。

由於侯孝賢導演的鼓勵與信任,也許再加上一些運氣,我逐漸告別過去那個年少放蕩的叛逆歌手,回歸一名單純的音樂工作者。

雷:《南國再見,南國》是林強初次從事電影配樂工作,其實也是我的第一次。

原本我的生活像一名「宅女」,每天窩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做自己的事。某天接到電話,對方提到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想用我的音樂,配樂製作是林強,我錄下兩首歌,後來都被採用了。原本差點放棄的音樂夢想,又出現轉機。

我讀完傳播研究所後,一直想以音樂創作維生,但並未遇上特別的機會。我曾為父親(雷驤)拍攝的紀錄片配樂,總共十二集,便是那一整年的收入。

當時為了配樂購買八軌錄音機,酬勞很快花用殆盡;某次與大學同學聚餐,一頓簡單的火鍋便抵去一週的生活費。當下我突然意識到,一心想追求音樂藝術的我,似乎連自己都養不起了,因此決定前往愛樂電台應徵工作。

電影配樂讓林強回歸一位單純、自在的音樂工作者。

一切未曾白費

剛開始主要為幕後音樂或廣告單元剪接,某次有位主持人離職,我被指派代班,後來成為廣播主持人。因為學傳播出身,我對於傳遞訊息非常謹慎,加上性格並不隨興,所以每句台詞都要先寫稿,兩、三個小時的節目,可能需要準備三、四個小時。

這樣的上班生活使我有了較穩定的收入,而離開學校之後在家創作音樂的那段生活,似乎逐漸遠去了。

那兩年卻對我影響重大。我一心想創作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形式,希望歌曲並非僅按照「A-B-A」(主歌-副歌)這些制式的形式,而是除了乘載語言(歌詞),也同時乘載或醞釀著旋律,有時是音樂、有時如唸詩、有時吟唱。當時想發明這樣的歌曲,而留下的兩首歌便被選入《南國再見,南國》。

電影殺青上映前,我獲邀觀賞試片。身為上班族的我原已疲憊不堪,覺得與音樂夢想漸行漸遠,也許就此做一名媒體工作者就好,但在試片室中,當音樂伴隨著大銀幕的影像出現,有股強大的張力將我牢牢定在座位上。這種影像與音樂結合的方式是我腦海中從未想像過的,我瞬時明白那兩年的時間並未白費,內心充滿著感動與感激。

配樂從觀察開始

之後又有了第二次機會,林強邀請我為電影《海上花》創作主題曲,我們溝通、討論劇情的過程,或許對許多人而言過於抽象,卻是我非常喜愛的溝通方式。

除了翻閱張愛玲翻譯的《海上花列傳》,因為林強向我描述,那部電影整體的色調與細節如同克林姆(Gustav Klimt)的畫,我便四處查找克林姆的畫作。

此外,父親曾提過故宮博物院內收藏的多寶格,每一格打開都有一則故事。林強邀請我觀賞試片時,我覺得那部電影給我的感覺便像封鎖在多寶格中的故事,一格一格,每則故事都封鎖在膠片中。

我由克林姆的畫作到故宮多寶格一路發想,再融合祖母關於故鄉上海的記憶,開始譜寫詞曲,完成了《海上花》的主題曲。

由《海上花》開始,我便十分喜愛也珍惜為電影創作音樂的機會。創作者經常是自訴或自剖,而配樂卻是由觀察開始,有時隨著他人的故事描寫,有時放進自我的感受。

將自己當作電影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由我參與配樂並創作主題曲的電影《范保德》,主題是父子關係。故事中六十歲的主角范保德已身患絕症,仍想赴日本找尋離家已久的父親,於是他與兒子相伴尋父,並在過程中逐步面對自己身體的衰敗與曾犯的過錯。

我覺得導演想以這則故事隱喻台灣的歷史進程。

戰後的台灣人在全球追逐財富,在此背景下,范保德的父親早年離家至日本,而後想赴美國,接著又轉赴中國大陸,哪兒有機會便往哪兒去,也因此拋下了范保德;范保德自己面對同樣的機會時,則選擇留下,這似乎是他內心覺得「對」的選擇,於是他扭轉了原本即將要重演的父子命運。

范保德婚前曾有過另一段情,兩人短暫交會,卻不如徐志摩所言「有互放的光亮」,只能無疾而終。

在創作配樂時,我嘗試自我置換為故事中的角色,揣想那樣的心情,寫下歌詞:「一天一年/不見不念/短暫交會/未曾互放光亮。」彷彿未見此人,便未有想念,然而事實卻是自我壓抑著不去想念。

譜寫這些歌曲時,我既在描述角色的情緒,又置入自己的心情。經歷這番過程後,我發現這次似乎與自己從前的作品不太一樣。加上蕭雅全導演剪輯了一部相當具張力的MV,令人感覺更為寫實,更貼近現實中某些掙扎與生活情狀。

我創作過的電影配樂其實不多,但每回我專注於其中,看著畫面,總覺得自己便投入到故事情節裡。因為影像世界充滿非常豐富的符號,所以我會逐漸入迷,將自己當作電影的一部分,創作靈感其實便來自於影像給予的震撼及感動。

林:身為配樂工作者,必須進入電影中的世界,知曉導演的表達意圖為何,包括對光影的處理、個人獨有的美感。每位導演皆有專屬於自己的創作美學,配樂者的工作則是貼近、跟隨其後,或者佐以另一種詮釋。

我對於現在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滿意,於我而言,經歷過往的種種之後,身為電影配樂工作者,無須以創作表達自己、強調自己,而是為導演服務,這使我感到非常自在。

雷光夏始終嘗試著不同的音樂實驗,甚至是結合影像與音樂的可能。

逐漸懂得反省與敬畏

雷:林強相當年輕時以《向前走》走紅,我在二○一七年台北世大運上聽到這首同名歌曲時非常感動,副歌最膾炙人口的一句歌詞便是:「向前走,啥咪攏毋驚(什麼都不怕)」,這想必鼓舞了許多年輕人。然而經歷各種考驗後,逐漸也學習對許多事物抱持敬畏的態度,能否談談這心境的轉變?

林:首先聲明,我未曾習醫,但依我所知,人視力能見與聽力能及,都在一定的波長

或頻率範圍內。由此我不免會推想,在面前的這個世界,我們無從認識的必定比能認識的要多,或許僅是目前尚無科學方法證實而已。

隨著年紀漸長,我愈來愈有這樣的信念:假如有某種更高的智慧,是我們無法以有限的感官能力認知的,僅能以宗教信仰的取徑,稱呼為神、上帝或造物主,那對於自己未知的對象,應該抱持敬畏之心。

由於年少時不用功,我也嘗試自學一些古代經典。曾在佛教典籍中讀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使我深有感悟,因此由「什麼都不怕」的叛逆不羈,逐漸懂得反省與敬畏。

例如我自小愛捉弄小動物,經常捕田間的蛇、青蛙、蜥蜴來凌虐,之後對這些生命感到虧欠,因此已經茹素十年了。

說來恐怕有些迷信,純可當作趣聞分享。我自小便不擅長讀書,即使明天要考試,自己也想用功讀書,但大約讀個十分鐘便會睡著。我想既然在家讀不下書,便到戶外試試看,夏季待在樹蔭下比較涼爽。我讀書時蟬鳴震天,為了驅走牠們,便取磚頭去扔樹幹。

當時家住彰化孔廟附近,我們幾個野孩子常將供桌當作乒乓球桌,常與斥責的管理員躲迷藏。我們還會在廟埕打棒球,有次將廟中的石塔敲崩了,又挨了一頓罵。長大以後,我常聯想過去讀不下書,是否正因為我不尊敬至聖先師,現在只要有機會路經台灣各地的孔廟,我必定會入內行三鞠躬禮。

經過時光淬鍊,林強學習到對許多事物抱持敬畏的態度。

用作品回饋社會

雷:許多創作者都想靠一首作品大賣來賺錢,後來你卻決定開放〈向前走〉這首歌的詞曲授權。

林:其實這當中有些誤會,常聽聞西方樂壇的某位創作者譜出名曲,後人繼承版權、因此受惠,台灣的現狀卻並非如此。

作品授權的初衷是保障創作人,這是極佳的立意;然而,當授權逐漸結合商業機制,經由版權公司中介之後,創作者從版權獲得的實際收益頗低。另一方面,因卻步於高價的授權費用,常使過去的優秀作品被束之高閣,會限制整個社會再創作的動力。

我的想法則是,歌曲走紅是來自社會上眾人的掌聲,將詞曲授權開放也是一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因此,我便在臉書上發布訊息,假如要使用《向前走》的唱片原版,仍須取得滾石唱片公司的授權,但假如要將詞曲重製運用,我便直接公開授權,也希望這樣做能更活絡整體的文化與創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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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強

歌手、電影演員、DJ、作詞家、作曲家、電影配樂製作人。以台語歌曲〈向前走〉一曲成名,後轉居幕後,2016年以電影《刺客聶隱娘》獲第10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原創音樂。

雷光夏

音樂創作者,作品帶著獨特的詩意與畫面感,被稱為「音樂詩人」。2010年,以電影《第36個故事》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台北電影節最佳配樂,2011年獲得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人。


完整內容請看陌生的美麗

內容簡介
  面對過於熟悉的事物,容易變得僵化而沒有感覺;
  面對多元且變動的世界,更需對未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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